高希均 101.11.22

　　最新遠見民調「十二位部會首長滿意度」（頁36）顯示：財政部長19.4%，經濟部長11.9%，經建會主委8.4%，三位掛車尾，為倒數第一、二、三名。三位首長唯有劍及履及大力改革，才對得起總統的託付與人民的期望。
　　民眾「無感」的主因，就是來自對首長執政表現的滿意度太低。

　　二十世紀下半葉，西方經濟學界掀起了以芝加哥學派為首的傅利曼教授(Milton Friedman)熱潮。他對市場經濟的情有獨鍾，可以他的「名言」來反映：到地獄之路是經由政府的好意。這位辯才無礙的諾貝爾獎得主於二○○六年去世。他大概沒想到二年後的金融海嘯以及此刻的全球經濟衰退，捨棄了他「小政府、大市場」的理念。以克魯曼(也是諾貝爾得主)為首的凱因斯學派再度興起：「市場機制無法重振經濟衰退；唯有靠政府大量舉債，大量支出，才能扭轉大衰退。」

　　因此每一個政府都肩負起「救難」的責任。台灣進入總統直選的民主時代後，不論是國民黨或民進黨執政，對付經濟問題(除了兩岸政策)的措施如出一轍，在民意壓力下盡一切可能來討好選民，也就是寧可舉債度日，也不敢減少「白吃午餐」。這就出現了：

　● 儘量不要加稅；不要調整費率。
　● 儘量維持及增加各種補貼。
　● 儘量增加各種社會福利。

　　「民主」政治變成了「民粹」政治，任何一個政黨執政，都變成了民粹的俘虜，得到短期「實惠」的，還認為政府做得不夠多。
　　台灣當前的經濟問題，從低薪資、找工作不易、出口衰退、電子產業失去光輝、產業結構調整緩慢、投資環境未見改善，全來自個人、企業及整體競爭力的衰退；此一衰退正就是多年來被政府慣壞的，所累積的弊病：

（1）不敢多開放(保護主義)：一個以外貿為主的台灣，居然一直可以靠二面手法生存─輸出時要貿易自由，進口時則設有各種限制。在即將商談雙邊自由貿易協定時，一些產業不改變受保護的心態，協定是簽不成的，馬總統已直言經濟自由化程度之不夠。前國安會秘書長蘇起指出：「保護主義是全台灣很大的問題，對國家長遠政經發展非常不利。」
　　「保護」主義就是面對外國的競爭，不敢開放，更不敢多開放。其結果就是退縮，更沒有競爭力，更難在世界市場上立足。

（2）不敢多興利(防弊心態)：台灣的產業─從金融到教育，處處受到一層又一層的管制。受到管制多的產業，一定就是競爭力低的產業，大陸、日本、台灣都充滿了這種失敗的例子。
　　為了「防弊」，就要增設各種防範，生怕圖利他人，生怕不確定性。所增設的各種規定，又再做最僵硬的解釋，它就扼殺了彈性、創新、生機及各種產業及異業結合的可能性。政府愈要求清廉，公務員愈容易有這種傾向。政府要勇敢地冒些風險，減少管制(deregulation)，讓市場機制決定優勝劣敗，才能提升競爭力。
　　一國經濟的實力，需要有世界級的產業支撐，如韓國的三星與台灣的台積電與鴻海。在太多保護及太多防弊下，台灣是愈來愈難以出現世界級產業。

（刊登於遠見雜誌318期  2012年12月 P.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