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起

　　一如選前各方的預測，今年台灣的大選出現民進黨同時入主行政及立法部門的結果。這是兩岸隔海分治以來的第一次。

　　它的意義是雙重的。就台灣內政而言，它不同於西元兩千年的政黨輪替，因為那次民進黨只掌握行政部門，而國民黨繼續主導“立法院”，仍對新上台的民進黨擁有一定的制衡力量。但這次大選卻讓蔡英文主席領導的民進黨首度全面執政，而且代表著該黨創建三十年後終於和平地從國民黨手中取得執政權（當初共產黨用了二十八年）。它的歷史意義是極重大的。

　　由於國民兩黨最大的差異就在對中國大陸的政策，這個選舉結果不可避免地會直接衝擊兩岸關係，並在未來一段時間產生許多目前無法預測的困難狀況。換句話說，兩岸勢必要從現在的“機會管理期”進入“危機管理期”。本文擬在不對未來具體危機妄加揣測的情況下，試著分析將來北京與台北最可能相互碰撞的幾個領域，並期盼雙方能用最大的智慧及耐心維持兩岸和平發展於不墜。

　　立場“清晰”對立

　　將來民進黨與共產黨最可能直接碰撞的第一個、也是最重要的領域就是雙方的基本政治立場。過去我曾試著把兩岸三黨的立場歸納為“一”、“二”、及“一與二之間”。共產黨的立場一直都是“一”，也就是一個中國。民進黨立場一直都是“二”，也就是“台灣是“主權獨立國家”或“一邊一國”。國民黨則在“一與二之間”，既不是一，也不是二。它具體的立場論述是“中華民國”是“主權獨立國家”，然後又用“一中各表”及“九二共識”的提法來與“一”搭橋。如所周知，“一中各表”是國民黨在九○年代時單方面的表述，大陸從沒有公開承認。“九二共識”則為台灣方面提出，在2005年被當時的連戰主席及胡錦濤總書記接納成為國共兩黨共同使用的新名詞，並沿用至今。這也反映雙方磨合多年的互信達到新的高點。

　　民進黨一向堅拒共產黨的“一”，也不曾接受國民黨的“一與二之間”。對於“一中各表”及“九二共識”，民進黨一貫採取拒絕的態度。其中對“九二共識”的炮火尤其猛烈，不時使用“投降共識”或“賣台共識”等強硬字眼，甚至進行人身攻擊。

　　蔡主席當年主筆的“兩國論”堅決主張“台灣不是中國的一部分”,因此不但反對“一個中國”，也排斥包含“一中”或“一國”在內的所有名詞（如“一中各表”、“一國兩府”、“一國兩區”、“一個國家、兩個對等實體”等）。2000年6月底，上任不久的陳水扁向美國亞洲基金會訪賓提到願意接受九二年“一中各表”共識，立即遭到時任陸委會主委的蔡英文以新聞稿方式“澄清”。

　　針對這些名詞的爭辯，圈外人可能覺得很無聊，好像是聽神學家辯論艱澀的古文經典一樣。其中“九二共識”一直被罵得最兇，因為它最模糊、一般人最難明白，也最容易從各種角度醜化。藉著否定“九二共識”，還可以達到同時拒斥國共兩黨的目的。

　　其實“九二共識”的奧妙就在它的“模糊”。共產黨的“一”及民進黨的“二”都不模糊。譬如，民進黨說“台灣是“主權獨立國家”，其中的“台灣”是具體的地理名詞，一點都不模糊。相對的，國民黨強調的“中華民國”四個字是政治符號，不是具體的地理名詞，所以先天就比較模糊。為了在“一與二之間”及“一”搭建橋樑，國民黨還先後使用“一中各表”及“九二共識”的提法。其中的“一中各表”比大陸的“一中”要來得模糊，而新生的“九二共識”四個字更把北京最重視的“一個中國”字眼都拿掉了，可說是最模糊的設計。正因如此，當初筆者倡議此一新名詞時，原本的預估是共產黨不會同意，而民進黨較可能勉強接受。沒想到後來的發展完全相反，而且民進黨過去十五年一直堅守這個反對立場而不變。不僅如此，如果它反對的出發點是因為“九二共識”是國共之間的橋樑，那麼過去十五年民進黨似乎也沒有試著搭建屬於民共之間的橋樑。這顯示民進黨極可能根本對“兩岸搭橋”這件事就由衷地排斥。打破“九二共識”這個新瓶子的真正目的，戰術上是迴避更難面對的“一個中國”問題，戰略上其實是想拋棄瓶中“一中各表”及“一中”的舊酒。

　　這模糊的利弊互見。具體的“台灣是‘主權國家’”與大陸的“一個中國”沒有妥協空間，所以不利於推動兩岸關係，但正因為它具體，卻非常有利於在台灣內部的宣傳，對選舉有利。相反的，國民黨的模糊創造了彈性的空間，有利於在兩岸間搭橋，發展和平的兩岸關係，及拓展國際空間，但在內部向民眾宣傳時卻嚴重吃虧。國民黨愿意忍受島內宣傳處境的劣勢；而共產黨願意忍受它最重視的“一個中國”暫時消失，說明國共兩黨為了因應兩岸的現實困難，盡力在雙方不同立場間藉用模糊方式來“求同存異”。回顧過去七年，正因為雙方在政治上做到求同存異，兩岸才能扭轉以前的緊張對立，不但緩和了軍事上的對抗，擴大了台灣的國際空間，而且在經濟與文化上達成互利互惠。套句九十年代的老話說，這都是拜“創造性的模糊”所賜。

　　更何況看來，將來兩岸的模糊空間極可能快速消失，兩岸辛苦搭建的橋樑極可能中斷。沒有橋樑，又沒有“一與二之間”的緩衝，“一”與“二”的對立就會由“模糊”走向“清晰”，甚至出現我們目前尚無法預測的對抗景象。由於民進黨過去十五年不曾在自己黨內或在兩岸之間啟動“搭橋”的努力，就算現在突然領悟有此必要，希望從“清晰”再回到“模糊”，它會發現“二”與“一”的距離比“一與二之間”與“一”之間更為遙遠，要克服的黨內、台灣內部、及兩岸間的困難更多，更何況還有本文篇幅不易闡述的信任不信任的問題。這些都是未來的大挑戰。

　　民意直接對抗

　　第二個可能對抗的領域就是兩岸的民意。這些年兩岸出爐了不少民調。它們個別容有差異，總的趨勢似乎非常明顯。在感性的“認同”上，台灣民眾自認“是台灣人，不是中國人”的比例已經穩穩超過一半。長期領先的“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落居第二。“中國人”的比例則遙遙落後。在理性的“統獨”問題上，“維持現狀”（即不統不獨）仍在部分民調中領先，但大多數民調都顯示支持“台灣獨立”的比例正前所未有的高漲，顯示支持度超過或接近一半的民調所在多有。這兩個趨勢在台灣內部已然成形，有的人以為是“天然成分”，絲毫不以為意，甚至志得意滿。但如果把它與大陸的“中國夢”並列考量，情況就很嚴重。

　　首先，台灣趨獨民意的強烈抬頭會使得兩岸領導層將來的妥協變得非常困難。傾向鷹派的領導人士可能會自恃強硬民意而更不願讓步，而鴿派則因畏懼孤立而噤聲不語。這個現象其實已經出現多年。如某重量級政治人物本來偶發溫和論述，但他的派系“立法委員”群幾乎從來沒有人呼應附和。時間一久，男高音也自動消音了。

　　更令人憂慮的是將來“台灣人”與“中國人”的對幹。兩岸和平發展這麼些年，政府接觸的管道不斷增加（一個協議就代表一個管道），談判的層級不斷升高。同時，民眾往來的程度也已密切到雙方社會及經濟均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狀態。如此的密切交流不可避免會發生一些意外性質的摩擦或衝突，小的可能只是人際問題，大的就可能升高成政治問題。在馬政府時期，雙方預見這種可能性，所以透過協調雙方都已各自先在“操之在己”的部分預作防範；不幸遇到問題，馬上經由適當的管道，以最大的耐心及善意，協調圓滿解決。這就是為什麼過去幾年兩岸民間交流的密切度遠高於其他雙邊關係，但雙邊摩擦卻少到幾乎看不到的原因。將來一旦既有溝通管道遭到切斷，任何小意外、小摩擦，若無法及時化解，都可能升高成較大的衝突。

　　更危險的是，這些年兩岸都出現龐大的網民。他們的意向對政府政策多少有些影響，但卻不一定受政府控制。將來“天然獨”與“中國夢”可能因為各自內部因素而激發，可能因為兩岸摩擦而對撞，也可能因為外部因素（如南海、東海、或日本）而被撩撥。不管如何，他們一旦隔空對幹，相信兩岸主政者都要面臨巨大的壓力，後果實難設想。

　　再用宏觀而長期的眼光看，台灣的民意如此轉變也可能影響國民黨未來的走向，接著也影響台灣未來若干年的政治及政策走向，連帶也當然影響兩岸關係的發展。所以這次選舉帶來的是一次結構性的轉變，不是“民意如流水”一句話可以輕描淡寫過去的。

　　誤判國際領域

　　國際領域也值得我們關心，雖然程度上可能較低。這裡指的不是兩岸過去的邦交爭奪戰，或陳水扁時期的，“烽火外交”。這些應都已是昨日黃花，一去不復返。值得關注的是近年延燒不斷的東亞海域紛爭。

　　東亞海域一系列紛爭的起因甚多。最根本的起因是近年快速的“中國崛起”。在中國大陸經濟實力快速提升以及後來外交影響力逐步向全球投射時，美國及國際社會普遍尚持樂觀其成的態度。但當跡象顯示中國大陸將由傳統的陸權向海權轉型時，美國與部分的東亞鄰國就開始感到不安。尤其美國自己在這段時期瀰漫悲觀情緒，擔心它的全球絕對優勢地位即將衰落，許多策士乃憂心忡忡，紛紛把怨氣指向崛起中的中國大陸。奧巴馬政府改採“再平衡”政策，試圖把對外政策及資源分配重心向東亞地區集中，就是這個情緒的具體反應。這個新政策加上一些“總統”候選人偶發的反中言論，就讓原本具有反中傾向的一些人產生了新希望，以為美國鷹派思維抬了頭，而台灣可以在其中扮演一定的角色。

　　但據個人研判，這些尖銳的音調極可能都是個別的、暫時的、局部的現象。熱鬧的南海與東海相關的新聞報道，掩蓋了幾個重要事實：

　　一、美中兩強的經濟總量佔全球三分之一，人口佔四分之一，彼此人民往來也十分密切。因此現在貫穿兩黨菁英階層的普遍認知是：“二十一世紀只有美中雙贏或雙輸，不可能任何一方單贏或單輸”；所以要儘可能避免衝突、縮小分岐；如不能，就要加以管控。

　　二、美國與中國大陸固然在安全問題尚有爭執，但在其他領域仍有非常多的協調合作。即使在安全問題，雙方也是有合作、有競爭。譬如，在中東及朝鮮半島問題上，北京的合作就對華府至為關鍵。再縮小來看最炙熱的南海及東海問題，雙方前幾年及現在雖都偶出重手，佔據了國際與論的大幅版面，但很明顯雙方都一直力求克制，努力協調管控衝突，以免情勢失控。這情況不但不是回到過去的“冷戰”，也不等同於九十年代的爭吵（為了貿易、台灣、人權、西藏等）。

　　三、至於一般美國民眾，民調顯示當前的主流思維絕對不是鷹派，反而非常消極被動。2014年9月芝加哥全球事務協會的調查顯示，高達四成的美國民眾希望“置身國際事務之外”。這是該協會民調四十年來出現的最高紀錄。至於出兵，只有在“美國本身受到直接威脅”及“低成本”與“低風險”的情況下，美國民眾才願意支持。這就是為什麼奧巴馬總統迄今對於治絲益棼的中東問題不願再投入更多軍力的根本原因。連當前爭議性最大的南海主權問題，民調也顯示只有二成的美國人知道它的存在。

　　透過這背景看台海，我們發現上述去年民調顯示，在十二個美國可能需要出兵的案例中，“如果中共入侵台灣”得到美國民眾的支持度竟然排名墊底(26 %)；即使詢問對象是美國菁英，支持度也只是第八位。2015年10月該協會再度詢問美國民眾，得到的支持度（28%）依然低落。較意外的，日本民眾支持美國出兵援台的比例也只有29%。當然大國的軍國大事很少只由民調的單一因素決定，但我們很難想像在消極到如此地步的民意基礎上，任何美國政府會在美中關係最敏感也最危險的所謂“台灣問題”上改採積極的抗衡政策。

　　既然美國菁英如此重視美中關係，而且世界各地烽火舊的未滅（如阿富汗、伊拉克、敘利亞），新的已燃（如伊斯蘭國、伊朗、朝鮮），美國民眾又有消極避戰的情緒，所以將來美國雖可能在台海某些小題目做出微調，但更可能的發展仍是積極維持台灣海峽局勢的穩定。這就是為什麼美國在去年蔡英文六月訪美前幾天，特別透過國務院副助卿董雲裳（Susan Thornton）發表一篇近年單獨針對台灣的較長篇聲明。她在歷數美台合作成就後，立即補上一段話：“我必須說，近年這些合作的一個重要成分就是兩岸關係的穩健管理。我們對於兩岸安定的維護具有持續不變的利益，而這個利益貫穿我們對兩岸議題的所有作為（this interest informs our overall approach to cross-strait issues）”

　　既然如此，美國的台海政策不可能是對抗，而是避免衝突，管控分岐。如果兩岸自己不能“穩健管理”彼此關係，美國與大陸就可能協調管理，以防出現雙方都不樂見又難以處理的狀況。

　　雖然台海穩定仍是各方最大的意願，對此意願的“誤判”仍可能導致動盪。台灣內部一些人常把反中情緒轉化成對美國的過度期待，很容易把美國內部少數鷹派的想法誤以為是主流思想，然後一廂情願地加以迎合。這個傾向如果落實在下任政府的政策中，尤其是在敏感的國際領域，很可能會激化台海衝突，讓台灣成為兩強競爭下的犧牲品。目前看來這個可能性仍低，但一旦發生，它的效果就會是爆炸性的，極可能一併點燃前述兩個領域的衝突，最終不可收拾。

　　結語

　　以上三個可能的危機領域中，最令人擔心的是“民意直接對抗”。“立場清晰對立”雖然一定會造成兩岸關係惡化，但衝撞的強度、廣度，及時間長度多半仍由雙方政府掌控，因此可大可小，可伸可縮，不易失控。“國際領域的誤判”後果雖然嚴重，目前看來仍不必太過悲觀。但“民意直接對抗”的本質就充滿難以掌控的變數，因此最為危險。更何況，說到底兩岸關係的和平或發展都是奠基於兩岸民眾彼此的深刻好感，不管這好感的屬性是“家人”、“朋友”、還是“夥伴”。如果好感變了質，雙方開始相互批評責難乃至羞辱，關係就可能過了不回歸點而長期惡化。

　　如何維護兩岸關係的和平發展，尤其“民意”這一塊，雙方政府固然有責任，所有意見領袖也該善盡言責。只有大家共同努力，才能維護目前得來不易的兩岸和平穩定。

【《中國評論》月刊2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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