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起 102.04.01

二十年前四月底在新加坡舉行的辜汪會談是世界級的大事。連續四天各國政府與媒體一起屏息矚目這場即將改變兩岸關係的盛會。當時任教政大外交系的我也決定前往一探究竟，增長見識。在新加坡幾天，我積極參加所有公開的活動。現在回想起來，當時看的頂多是熱鬧。真正的門道要到好幾年後才逐漸體會出來。

今天我認識到，二十年前的辜汪會談其實對當時台海雙方的領導人（尤其是台北的李登輝總統）都是最大的冒險。它是兩岸對立鬥爭四十餘年後達成的最大的妥協。各自也向對方展現了最大程度的善意。這三個「最大」能夠出現，固然有當年特殊主客觀環境的因素，但更重要的還是兩岸雙方的主觀努力。

最大的冒險

辜汪會談的源頭必須追朔到蔣經國總統逝世前後。一九八七年十一月二日，也就是經國先生逝世前兩個月，他開放台灣部分民眾赴大陸探親的決定，替後來初任大位、立基不穩的李登輝總統掃除了兩岸和解新政策的障礙。根據後來陸續披露的資料，李上任才三個星期，一九八八年二月五日，北京基於李曾在二戰後參加共產黨的經驗，就積極派人接觸住在香港的國學大師南懷瑾，希望由他向李牽線。經過兩年多的相互摸索及建立互信，南老於九O年九月返台面見李登輝。十二月三十一日李登輝就派他最親密的貼身秘書蘇志誠赴香港與大陸代表在南老寓所進行第一次會面。至九五年康乃爾訪問及飛彈試射為止，兩岸密使在兩邊不同地方密會了二十七次之多。

密使會的實現，主要是因為台灣與大陸的大小環境都發生重大的質變。在台灣部分，蓄積數十年能量(當時台灣與大陸GDP對比是1:3)的台灣民眾渴望走出台灣，迎向中國大陸，也走進全世界。李登輝就任伊始，很想藉著開創性的作為來鞏固權力。美國又於九二年八月同意出售F-16高性能戰機給台灣，增加了中華民國朝野的信心。在大陸部分，因為天安門事件而遭到國際制裁的中共，希望藉著把台灣拉上談判桌，一則有利於推動和平統一的大工程，二則吸引國外資金，三則改善國際形象。所以台海雙方都有足夠的誘因推動關係的解凍。

然而兩岸前後由八八年二月起步到九三年五月，整整走了五年的時間才在公開場合見面握手，可見自一九二一年中共建黨起長達七十餘年的國共鬥爭，在雙方留下了多深的創痕，累積了多大的不信任。這個背景讓雙方即使避開鎂光燈都依然小心翼翼，步步為營，不敢輕易犯錯。有趣的是，北京方面比較按體制辦事，所以北京密使在五年間因為職務調動而變換了好幾人。但據了解這些人在康乃爾事件後還是在內部承受很大的指責與壓力。

台灣方面冒的風險更大。李登輝執政初期，國民黨內政爭波濤洶湧。在野民進黨的挑戰日益尖銳。民間各種自動自發的聲浪也四處湧現。所以李登輝五年間始終單線領導，獨裁決策，不敢知會黨政體系的任何人。可見他非常清楚兩岸的秘密接觸在當時台灣內部政爭的氛圍下根本不能曝光，而如果曝光，對他而言絕對是不可承受的重。

最大的妥協

雙方在九二年六月決定讓辜汪兩老在新加坡公開會面。此時李的國內地位已趨穩固，可以試著讓新的兩岸關係接受民主化中的台灣民意檢驗。既然公開，雜音必然增加，困難必然加大，雙方內部及彼此之間的妥協就需要更大的技巧。

中共內部當時如何求取平衡，外界迄今所知不多。台灣內部的過程則因民主化而幾乎大部分都攤開在陽光下。最具有指標意義的就是李登輝成立國統會，廣泛納入國民黨內部不同力量、民進黨及社會菁英，然後再由國統會草擬完成國統綱領，成為大陸政策指導原則。國統綱領是一個標準的妥協文件。當時執政的國民黨內大致分為「反共統派」及「反共維持現狀派」。國統綱領字數不多，文字有相當彈性，以國家統一為目標，但設定近程(交流互惠)、中程(互信合作)、遠程(協商統一)等三個階段，而當時的兩岸關係被認為還在近程階段。至於統一談判要到大陸「政治民主化」及「經濟自由化」以後才開啟。這就同時滿足了統派及維持現狀派的需要。大陸許多人在當時還直指國統綱領是「假統綱領」。

有了國統綱領的階段性內部共識及隨後「關於一個中國的涵義」決議，台北執政黨就有立場，可以與中共進行四十餘年來第一次的政治談判及妥協，而且談的正是最核心、最關鍵、也最棘手的主權問題，或稱「一個中國」問題。

求取兩岸共識的困難度，比起凝聚台灣內部共識，可說只有過之而無不及。這就是為什麼九二年經過多次協商，才在十一月中旬透過函電往返 -- 而不是一般常見簽署單一文件的形式 -- 相互同意以各自口頭表述來表達彼此對「一個中國」的看法。這個後來被稱為「一個中國，各自表述」或「一中各表」的微妙妥協，是兩岸鬥爭四十年來的第一個政治妥協。這個結一打開，前往新加坡辜汪會談的道路立刻平坦起來。迄今我官方多次重申「一中各表」，而中共絕大部分時間都保持既不承認也不否認的態度。據曾多次參加九O年代兩岸兩會商談的我方人員透露，每次會談開始，兩會負責人都會先宣讀己方對「一個中國」的定義。行禮如儀的宣讀完畢，商談才進入真正議題。

最大的善意

在辜汪會談前，由於雙方在祕密管道已經累積了不少互信，彼此雙方都願意做些讓步。資料顯示北京對台北單方面的讓步特多。譬如在兩件延續至今的重大事情上，大陸都配合台灣。一、針對兩岸談判機制，台灣在九一年初率先成立官方的陸委會，再成立「民間的」海基會，以擔任白手套與中共握手。大陸猶豫了十個月才配合台灣的設計成立了海協會，算是認同台灣方面對談判機制的構想。二、針對議題，北京原本希望依照它在國際上多年談判的慣例，先談原則再談細節，先談大事再談小事。但台北卻希望由小事談起，循序漸進。北京也同意接受。一直到今天馬政府時期仍是如此。

此外，依照李登輝的回憶錄，舉行辜汪會談這件事，以及選擇新加坡作為地點，也都是由我方在密使會中提出建議而北京接受。如果再深入檢視辜汪會談的諸多重要細節，更看得出來大陸一直在許多地方善意地配合台灣的需要。

大致說來，有兩個大原則貫穿當時國民黨處理兩岸關係的思維，那就是「民主」與「對等」。「民主」表示必須對民意負責；「對等」表示兩岸必須平起平坐、平等相待。這兩大原則透過海基會副董事長邱進益與海協會副會長唐樹備在預備性磋商時鉅細靡遺、不厭其煩的琢磨，後來一一體現在國際矚目的辜汪會談上，也大大提升了當時台灣的國際地位與形象。

譬如，為了滿足台灣民意需要，雙方同意不僅每天要舉行記者會，還要是聯合記者會，而且每天要有三次記者會（中午、傍晚及晚餐後），以滿足不同媒體的時段需求。這個作法非常不符合國際慣例，也不一定有利於達成協議，但台灣既堅持，大陸就配合。在記者會上，為了「對等」，誰先誰後發言、使用時間長短，都有講究。

又如，談判雙方一定在長桌兩邊對坐。談判開始前，辜汪兩老必定起立、伸手隔桌互握，笑容可掬地同時面對一端、再同時面對另一端的幾十個攝影機。這個動作呈現在電視螢幕上或報紙版面上，就是兩岸對等的畫面。

再如，簽約儀式的學問更大。任何協議本都有正體字（大陸稱繁體字）與簡體字版本。文本上的日期只有「月」「日」，沒有「年」，以便各自填上「中華民國八十二年」與「公元一九九三年」。依中國傳統慣例，座位以右為尊。為求「對等」，台灣堅持辜汪兩老必須在簽約的過程中互換座位，以免任何一老獨占簽約桌子的右手位置。又因為雙方其他團員人數眾多，不方便隨著兩老在簽約台上移動，所以，簽約時有一半的時間就會出現一幅十分怪異的畫面。那就是辜老在前坐著簽字，身後站著微笑的卻是汪夫人、唐樹備及其他大陸官員；而汪老身後卻站著辜夫人、邱進益及海基會成員。這幅畫面堪稱全球獨步，絕對是國民黨領導的台灣，追求與共產黨統治的大陸「對等」最極致的一幕。

台灣方面也有少許讓步。據實際參與的權威人士說，關於雙方相互宴請的事，台灣同意大陸先做主人，台灣再設答謝宴；在會場，辜老先赴汪老的休息室拜會，汪老再回拜；簽約時，汪老先坐右手邊，再與辜老互換座位等等。

一九九五年康乃爾訪問後，兩岸兩會商談中斷了三年之久。九八年恢復以後，這些「民主」與「對等」的戲碼統統不見了。兩岸兩會不再召開聯合記者會，而是分別開記者會；在大陸不再有隔著長桌握手的設計，而是坐在會客室U形沙發上，或擺出數個小圓桌會客；當然因無約可簽，就不再有互換座位的必要。

西元兩千年起兩會商談再中斷八年。等到二OO八年重啟協商時，兩岸互信終於大幅增長，交往經驗也大幅深化。雙方互動就少了很多矯揉做作，多了幾分從容自在；少了不必要的戒心，多了幾分尊重。

回首過去，今天的收穫都是昨天辛苦栽種的成果。沒有辜汪兩老的溫文儒雅及舉重若輕，辜汪會談不可能那麼迷人。沒有海基會與海協會眾多工作人員的無比耐心與努力，整件事不可能那麼順利圓滿。沒有兩岸當時領導人的膽識與自信，也不可能讓不能想像的兩岸和解成為事實。因為這麼多人的努力造就了辜汪會談的成功，兩岸機會之窗很快就打開，直接促進民間的人錢貨資訊的交流，讓兩岸經濟都持續繁榮。與大陸相比，台灣的收穫可能更多，因為九O年代上半期的兩岸和解結合了民主化、務實外交、與經濟快速成長，創造了政府遷台以來台灣內外情勢最輝煌的時期。李登輝總統不僅得以訪問菲、泰、印尼等無邦交國，最後還順利當選中華民國首位直接民選的總統。

這一切證明事在人為。智慧、膽識、團隊、加上一定的內外條件，曾經成就了辜汪會談，將來當然也可以為兩岸關係繼續寫下和平發展的新頁。

(另發表於海基會[交流]月刊四月號)

辜汪會談的時代啟示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