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起 99.12.31

慶祝中華民國一百年，除了歡慶活動外，也應該嚴肅思考我們國家當前的處境以及應有的新作為。

一百歲的中華民國其實一直活得很辛苦。它在苦難中誕生，脆弱得幾乎夭折，接著在內憂外患的環境中掙扎成長；然後在極端惡劣的條件下光復台灣、保衛台灣、建設台灣。最近20年又完成中華民族第一次的民主化大工程。

這原本是中華民國歷來成就的最高潮，也是台灣民眾最值得驕傲的時刻。但轉瞬間一切就變了。

曾經高呼「生命共同體」的人卻帶頭撕裂社會、切割族群。曾經標舉「有夢最美、希望相隨」的人最後因為貪腐而身陷牢獄。在對岸快速崛起的同時，台灣內部的惡鬥已經把它分裂到似乎沒有一個政治符號（國號、國旗、國歌等）或人物，能夠成為全國團結的象徵。

站在這個新起點，我們要讓這狀況持續到何年何月？問題的關鍵在那裡？

筆者以為，除了一般熟悉的政黨惡鬥因素外，主要關鍵有二。一是心態，二是制度。因為民主化就等於權力與資源的重分配，所以許多國人的心態就變得重「分配」、輕「生產」；重「討好」、輕「求好」；重「做人」、輕「做事」。在扁政府的腐化過程中，國人更加重「防弊」、輕「興利」。 在制度上，由於民主化以前行政權獨大，所以民主化以後基於「防弊」心態，一方面極力壓制行政權，擴張立法權及監察權，一方面又放大第四權（即媒體）以行全面監督。

新心態、新制度、政黨惡鬥，三者相加相乘十幾年的結果是：第一，台灣人才濟濟，但愈來愈少社會菁英願意獻身政府服務，除非他或她甘願而且自信能夠跨過五道高門檻：公布財產、立法院的銅人陣、媒體的聲光熱、兩岸交往的限制、以及偏低的待遇。這五道門檻使求才若渴的馬政府上台迄今經常碰壁。最後，敢於連過五關的事務官轉任政務官者幾占全部政務官的一半，四分之一強是學者，四分之一弱才是社會其他賢達。在外界變化如此快速、競爭如此激烈的大環境下，我國政務官來源如此窄化，絕非國家社稷之福。

第二，由於政務官人數稀少，主要推動公務的仍是事務官。但今天的事務官除了受到政務官同等的監督外，心理上還要額外擔心政黨輪替的後果及圖利他人的指控，行動上又受到出國及赴大陸的限制。結果他們自然更傾向「防弊」而非「興利」，少做少錯，不做不錯。碰到法令的灰色地帶，他們也很自然的採取從嚴解釋，以求自保。諸多改革當然因此會打折扣。

第三，立法院「朝野協商」的制度讓穩居絕對多數的國民黨成為「實質少數」。結果國民黨不但在立法院失去執政最重要的夥伴，還要背負執政不力的罵名。而不能參與協商立法的委員只有轉而問政及論政，而非協助執政。

第四，媒體蓬勃開放是台灣經濟奇蹟及民主化的一大功臣。但幾年下來，媒體越來越只看國內，不看國外；看小，不看大；看消息面，忽略基本面；看煽色腥，忽視要聞要事。換句話說，它過去的「興利」角色已經嚴重弱化。

第五，惡劣的國內大環境讓過去活躍的民間團體日趨疲軟，經費捉襟見肘，不再能發揮過去啟迪民智、蔚為風潮的作用。

這些民主化的後遺症不應該再繼續摧殘台灣的老百姓、削弱國力。民國一百年應該是終點，也是起點。它終結了扁政府的濫權及腐敗，也應該啟動各行各業從「防弊」向「興利」的思維轉換。 我們更希望兩大政黨能夠下定決心揮別過去損人不利己的惡鬥，藉總統大選及立委改選的機會，比賽提出「興利」的方案供全民選擇。

能夠這樣，民國一百年才真的燦爛。

民國百年，「興利」元年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