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歷經低迷的2012,隨著國際經濟情勢走向穩定,原本各研究機構多預測2013年全球經濟表現將展開新一輪復甦,台灣經濟也能擺脫頹勢,但根據主計總處在今年8月最新的預估,台灣經濟成長率僅有2.31%,較今年年初預估3.59%有著相當大的差距。觀察其下修的主要依據,主要是受到美國及歐洲等主要市場需求不振,加上中國經濟成長疲弱影響,使得台灣上半年出口成長僅2.4%,其中對中國大陸及香港出口年增率為3.8%,遠仍低於金融海嘯前平均兩位數的成長表現,且在7月對大陸及香港出口更呈現0.9%的衰退。除了商品出口的影響外,由於兩岸交流日益密切,陸客也超越日本成為台灣第一大觀光客來源,2012年來台人數突破2百萬人次,較2011年同期增加了55.6%。在今年起,兩岸貨幣清算機制的建立,以及服務貿易協議的簽署,讓兩岸經貿由以往單純的貨物、人員等層面,擴大到金融及服務業的雙向交流層次。因此,大陸經濟問題值得進一步深入了解,並分析其未來走勢,以便研擬台灣可行的因應對策。
中國大陸經濟主要問題
觀察中國大陸目前的經濟問題,可以歸納成下列三點,分別是「內外需求不足」、「投資產能過剩」及「財政金融紊亂」,以下分別加以說明。
一、內外需求不足
大陸經濟趨緩,在外需方面,主要是主要國家經濟疲弱,致使大陸出口受到影響所導致。其中美、歐、日三大市場占其出口的40.9%,在金融海嘯及歐債問題的衝擊下,消費不增反減,歐洲甚至連續呈現經濟萎縮局面,使得這些主要市場需求大幅減少。此外,大陸近年勞工工資及人民幣匯率快速上揚,也造成企業生產成本的增加,更影響了大陸出口企業(包含台商)以往的價格競爭優勢,這使得大陸出口大受影響,也進一步影響其整體經濟表現。
在內需消費部分,儘管近年大陸政府宣示要擴大內需消費來取代對投資及出口的依賴,金融海嘯期間,大陸政府也提出補貼農村地區換購家電及汽車等耐久性財貨的相關政策,例如「家電下鄉」與「汽車下鄉」,對於當時台灣相關產業出口也產生部分協助效果。不過,金融危機過後相關政策陸續退場,補貼減少使得消費者購買意願減少,消費品零售也受此影響,成長率逐步降低。大陸新領導人上台後,更提出禁止高端消費的「禁奢」政策,其影響所及,仰賴公費支出的著名酒類及餐飲集團業續大受影響,由於大陸城鄉所得及支出水準差距甚大,禁奢令對於餐飲業所造成的負面影響,使得消費成長率更加欲振乏力。
二、投資產能過剩
大陸地方政府為了追求經濟成長的數字,多年來大舉投資重複性產業,例如鋼鐵、水泥、電解鋁及玻璃等,早為經濟發展埋下產能過剩問題的隱憂,根據IMF研究報告指出,2007年至2011年期間中國產能利用率從80%快速下滑至60%左右,重覆的投資除了資金的浪費外,由於產品並未差異化而僅能依靠削價競爭作為銷售手段,也讓相關企業獲利難以提升,部分已面臨資不抵債的破產風險,近期大陸知名的太陽能板及LED企業財務危機,正是重覆投資導致產能過剩的例子。
而為了因應2008年全球金融海嘯帶來的衝擊,大陸官方更啟動多項基礎建設的投資政策,透過中央政府提供4兆元人民幣經費,結合地方財政總計金額超過人民幣20億元,共同投入固定投資。不過其後固定投資的執行卻產生多項弊端,許多投資興建的基礎建設產生貪污及偷工減料現象。由於金融海嘯影響在2010年後逐步淡化,大舉投資的必要性已經降低,再加上地方政府負擔及貪污舞弊等不良因素的考量,大陸政府開始控管固定投資的增加幅度,並調整投資項目的結構,使得大陸整體固定投資成長率下滑,這些投資的減少也影響了大陸經濟擴張的步伐。
三、財政金融紊亂
地方政府不注重效益的投資,不僅讓投資及產能嚴重過剩,更引發了財政及金融的問題。由於地方政府在「分稅制」後財源減少,因此投資仰賴銀行及地下金融借貸,或是自行發行債券,因而引發了債台高築的風險,根據中國審計署的調查顯示,2010年底地方政府債務高達10.7兆元人民幣,近期地方債問題愈演愈烈,引發大陸高層重視,據外國金融業者估計,地方政府金融已較2010年底再度大幅膨脹,約在15兆至20兆元人民幣之間,一旦財財政問題惡化,不僅地方政府債信恐將破產,也將使放款的金融機構蒙受重大的壞帳損失。
除了財政帶來的影響外,大陸金融機構本身也存在隱患,在金融危機淡化後,除了用於消費與投資的財政政策退場外,大陸央行貨幣政策也隨著物價高漲而開始緊縮,對於大陸公營銀行而言,考量交易規模、成本效益及擔保性,放款對象偏向大型國有企業,當中央限縮資金規模後,銀行並不是等額減少各類型客戶放款,而減少了中小企業放款,卻維持對國企的融資,這樣的政策改變就使得大陸中小企業面臨了相當大的衝擊,尤其從事勞力密集代工之中小企業求貸無門,浙江、廣東沿海地區大量中小企業倒閉的傳聞仍時有所聞,隨著歐美景氣下滑,廠商營運更不樂觀,對中國大陸的生產、出口及就業造成嚴重的影響。
大陸經濟趨緩對台灣的影響
根據上述大陸三大問題說明可以看出,中國大陸經濟受到內、外部等多方因素影響,無法再維持高成長,而台灣出口接近40%集中於大陸港澳,對外投資中大陸投資占62.8%,其經濟趨緩將對台灣造成衝擊。其影響程度以渣打銀行研究成果為例,其由2008年至2013年第1季數據分析中得出,大陸經濟每增減1個百分點,對台灣經濟成長的改變幅度較2003至2013年期間增加了80%,中央大學經濟系教授徐之強指出,中國大陸經濟成長率每變動1個百分點,對台灣經濟成長影響0.70個百分點,本文以2005-2012年資料加以估計,大陸經濟成長率每變動1個百分點,台灣將循相同方向變動0.92個百分點,兩者估計數據相去不遠。
事實上,除了成長率數據的連動影響外,另一個難以量化的影響,在於不景氣時期大陸產品對台灣出口的價格競爭,以及大陸戰略性產業政策所實施的進口替代,以2012年大陸貿易數據為例,其機電產品進口成長了3.8%,其中台灣主力出口產品積體電路及液晶面板,大陸年度進口成長率分別只有12.8%及6.6%,不過在出口同類型產品的表現,大陸卻呈現出不同的風貌,其機電產品出口成長8.7%,積體電路增加了64.1%,面板則成長了22.9%,遠超過其進口成長,除了電子資訊業外,台灣其他主力產品如紡織、鋼材及塑膠原料等出口,也大都呈現成長停滯甚至衰退,而大陸同類型產品出口卻幾乎都有兩位數的成長。
分析其原因,就短期景氣而言,由於經濟情勢不佳,歐、美、日等主要國家市場對低價產品需求較高,使得大陸本地產品取代了台灣,甚至是韓國相關產品。但另一個不可忽視的可能因素,是中國大陸在近年加速相關產品的進口替代及國產化程度,使得原本依賴台灣供應的原物料及半成品改由本地供應,因此造成台灣在中國大陸之市占率下滑。而這些被取代的需求,並不會隨著未來大陸經濟回溫而重新向台灣下單。因此,如何在景氣低迷時協助廠商降低成本及售價,在低價市場中仍能保持競爭力,同時在主要市場向上整合及進口替代時,引入新的產品技術,維持出口競爭力,實為政府與民間討論相關政策時,應一併納入考量的關鍵因素。
台灣的挑戰與因應對策
綜合上述分析可以發現,大陸當前經濟問題,既有根深蒂固的結構性問題,如過剩產能與超額投資,也有因為短期景氣波動而衍生的出口不振,更有因為政策改變而衍生的財政及金融問題,要畢其功於一役地全盤解決,對於新上任的領導決策階層有其困難。目前大陸國務院李克強雖以調結構、保增長及促改革為其主要財經政策方向,但觀察其近期所推政策,雖不希望採取大規模的財政支出或貨幣寬鬆,而是類似負面表列的不推刺激政策及去槓桿化,不過在6月下旬大陸「錢荒」事件後,後續央行還是採取了公開市場操作加以緩解,這讓外界不禁擔心,李克強的改革是否真能具體執行並產生成效,抑或只是小雨點前的雷聲。
事實上,歸納中國歷代的政治或經濟的改革歷史可以發現,任何一次重大的改革行動(不論結果是否成功),除了執行幹部的戰略思考和魄力外,必須要有最高層的領導支持,最早是春秋戰國時期的齊恆公與管仲、泰孝公與商鞅、宋代的宋神宗與王安石、明朝的明神宗與張居正,大陸近代的朱鎔基背後,其實也有鄧小平的大力支持。但目前李克強似乎並未達到這個地位,也還沒有獲得最高領導(群)的支持來全力進行改革,僅能在簡化行政程序、下放審批權力,以及增加市場化等工作上作小範圍的變動,要推出如朱鎔基時期的「分稅制」、「三資企業法」及「國有企業改革」的大手筆改革計畫,目前仍舊力有未逮。也使得目前除了高層宣示的「中國夢」或「城鎮化」大方向口號外,較為具體的政策內容及操作細節均未提出,也使得經濟展望無法明朗。
對於台灣而言,目前大陸經濟變局帶來的首要衝擊在於出口,尤其是商品出口部分,如前文所述,台灣對大陸出口競爭力正在下滑。其原因一方面是由於中國大陸主要出口地區如美、歐等地,因景氣衰退影響需求進而減少進口,間接影響對台需求外;另一方面是中國大陸進口替代政策已讓其產業鏈成型,進口需求多被在地廠商取代。而以往在大陸扮演兩岸貿易重要角色台商,隨著中國產業政策如騰籠換鳥及築巢引鳳等推動,加上勞動成本及匯率升值等成本上漲,增加了台商經營難度,也使得兩岸貿易隨著台商數量減少而衰退。
對於出口成長的停滯,本文建議政府應該要加快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中的商品貿易後續談判,以及擴大服務貿易輸出加以因應。前者可增加目前早收清單以外的減免關稅項目,搭配目前我經濟部門正在推動的「第三次進口替代」,在大量標準化商品移往低成本新興市場生產之際,引入高階設備製造在台灣生產,提高產品附加價值,如此方能維持商品貿易的競爭實力。後者則因台灣服務業較中國大陸發展較早,加上服務廠商在服務品質及創新能量等競爭力上仍有部分優勢,服務業輸出擴展具有相當大的空間。隨著「兩岸服務貿易協定」簽訂,服務業登陸限制將逐漸鬆綁,兩岸貿易重點也將因此而有所調整,如何提前部署相關產業及人力資源政策,即時掌握大陸市場商情資訊,將是繼製造業後,台灣掌握主動擴展兩岸經貿的另一個發展契機。
在投資部分,台商近年由於大陸經營環境改變,不僅工資及土地成本上升,同時面臨勞工短缺及地方政府產業政策調整等不利因素影,加上人民幣持續升值,使得台商經營日益困難並重新規畫其兩岸間之投資布局,我政府正可運用大陸經貿政策由投資轉向消費,並為平衡貿易而增加進口的「調結構」趨勢,妥善規畫目前大力推動的「自由經濟示範區」,來導引台商資源擴大回台投資,由投資帶動新一波對中出口,運用兩岸ECFA增加對大陸出口,也是台灣維持對大陸出口的重要思考方向。
除了貿易動能的維持外,另一項值得我政府當局注意的是大陸金融風險波及台灣。台灣近期開放的人民幣業務,許多民眾將資金投入人民幣投資或理財商品,未來大陸金融機構也有可能來台發行債券,兩岸金融連動程度日益加深。但由於大陸金融業資金部分是由國有企業或是特權人士借走,再透過地下融資及高利貸用於炒作金融商品及房地產,或是由金融機構轉入理財商品,規避法規限制再行放貸。不過,在美國量化寬鬆(QE) 退場導致熱錢撤出後,資金供應已產生缺口,使得金融機構資金出現短缺現象。無獨有偶的,大陸各地固定投資,在未來政策不再鼓勵後難以維持原本的高成長態勢,使得資金的主要來源-地方金融機構,恐將在地方債問題及金融緊縮雙重夾擊下引發風險,一旦未來放款對象倒閉,地下金融問題就可能如滾雪球一般擴大,對於大陸銀行壞帳風險,以及民眾財富都將造成新一波衝擊,而台灣是否因此受到大陸金融緊縮的傷害,則值得加以密切關注。
(本專欄文章作者意見不代表論壇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