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吳習會」具政治對話意涵
中共總書記習近平與來訪的國民黨榮譽主席吳伯雄於6月13日在北京會晤,雙方會談氣氛熱絡,也觸及政治性議題,對兩岸關係的鞏固深化及和平發展,頗具深層意涵。
儘管「吳習會」也延續往昔的政治宣示,如「一個中國的架構」及「不是國與國的關係」;然而,此次「吳習會」在兩岸訴求及工作促進上較以往著墨更多,例如:國民黨方面表達了參加RCEP(區域性全面經濟夥伴關係)的意願,而中共則期待洽簽兩岸文化協議,此種實事求是的務實風格,堪稱是此次「吳習會」的一大特色。
事實上,早在陸委會副主委任內,馬英九就強調,兩岸文化交流應該加速。習近平在國家副主席任內,也曾建議中共中央,把深入推動兩岸文化的大交流,列為對臺工作的重點。正因如此,習近平勢必重提國共論壇多年來的共同建議,即簽署兩岸文化協議。而馬英九現在也是國民黨主席,更須對此言行如一、劍及履及。
觀察「吳習會」,其最大成就應是雙方將持續開啟溝通對話之門,期盼和平良性互動。吳伯雄向習近平表示,「相信兩岸有足夠的智慧,讓砲火相向的日子永遠不要再來」;習近平也指出,未來中共將「致力於鞏固和深化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在習、吳對話過程中,「和平」儼然成為共同語彙。
再者,從「吳習會」可以看出馬英九的兩岸政策「不統、不獨、不武」、堅持「九二共識」,已持續產生良性的效用,迄今兩岸簽署了19項協議,更在商談兩岸互設辦事處事宜,將兩岸關係推向新局。國共兩黨在此氛圍下,再度宣示共同朝「和平」方向發展。
再進一步言之,「吳習會」的實質意義,在開啟習近平對台工作的新時代,今後10年的兩岸關係,可能因此定調;象徵意義則為吳伯雄受馬英九的委託,傳達「九二共識」等聲音。究其實際,兩岸已簽署了19項協議,今後的議題必然更廣泛、更深入,也更困難,馬英九準備好了嗎?
其實,「吳習會」中,雙方對於關係深水區的議題設定,看似有些落差。針對中共所期待的政治對話,馬英九以民間對話從未停止,且此次高度授權吳伯雄,極具有政治互動意涵來予以回應。尤有進者,中共希望兩岸就政治架構有進一步的討論,台灣方面在「吳習會」列舉的是台灣的國際活動空間。因此,可以這麼解讀,「吳習會」既是雙方關係進一步安排的討論,也是雙方對於優先議題清單的梳理與對比。習近平會後發表的四點意見,側重兩岸如何由和平發展邁向和平統一,而國民黨會後的七點聲明,更加強調兩岸經貿關係的安排。
要言之,吳伯雄行前出現「兩個正式」-正式獲馬英九主席接見、正式受馬英九主席委託,是以別具意義。因此,此次吳伯雄的訪問應可被定位為兩岸深具意義的黨對黨之政治接觸,而「吳習會」堪稱為一次不折不扣的兩岸首次正式公開的政治對話,不論其內容為何,都具有里程碑的意義。
在習近平初始執政之際,能否藉由「吳習會」來開啟「新型兩岸關係」互動架構,至關重要。北京堅信,推動全方位的政治對話,勢在必行。馬英九總統則說,「吳習會」檢討5年多來的兩岸關係發展,並前瞻未來方向,意義重大。顯然,吳此行雖非「政治談判」,但吳已擁有馬的「尚方寶劍」,得以針對敏感的政治難題,與習近平開展富有建設性的「政治對話」,那就是兩岸關係不是「國與國的關係」,因為有「一中」的連結點,亦即「尚未統一特殊情況下的兩岸政治關係」。由此可見,「吳習會」的共識,是鞏固深化兩岸關係,造福兩岸及中華民族。有這樣的體認,當然是可喜的,因為「吳習會」開啟的是一個兩岸嶄新的時代。
二、政策建議
首先是建議兩岸可展開先民間、學者,後授權給智庫進行的政治對話。在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的政治報告中,針對兩岸政治關係,首次提出了「兩岸共同努力探討國家尚未統一特殊情況下的兩岸政治關係,做出合情合理安排」的看法。2013年2月19日在北京所召開的中共對台工作會議,內定新任的大陸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即強調,「要鼓勵兩岸學術界從民間角度,就解決兩岸政治問題開展對話」。
5月21日,大陸國台辦主任張志軍在接受聯合報專訪時指出,「有關合情合理的安排,我們願意聽聽台灣方面的意見。這需要坐下來談……再難的事也要談,才能增進雙方互信…我們鼓勵民間的專家學者、智庫先談,由民間先進行。……這有利於找出破解難題之道,積累共識」。
兩岸舉行政治談判,也許時機尚未成熟、條件也尚未具備,但先開展兩岸民間、學界之間的政治對話,並逐步邁向由兩岸官方授權給核心智庫舉行的政治對話,不僅深具意義,也有其可行性。
事實上,過去若干年兩岸制度化協商立足「先經後政、先易後難」思維來推動兩岸關係的發展,而實際運作卻常出現「經中有政、易中有難」的狀況,政的內涵與難的份量也將持續增加。若台灣方面一直秉持「只經不政、只易不難」的協商原則,而不去務實面對兩岸存在多年的政治分歧,則未來兩岸協商的「深水區」,諸如;貨品貿易、爭端解決機制,兩岸互設辦事處……等議題,勢將不易克服「政治分歧」的障礙而順利簽署協議。
由此可見,國民黨政府常表示「兩岸政治談判條件不成熟,沒有急迫性」、「政治談判並非兩岸當前最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吾人並不反對此種立場與思維。但展開兩岸政治對話,對台灣而言卻是有利無弊的,就近期而言,兩岸由學界、民間先行,有了一些進展,再由官方授權智庫,展開政治對話,有助於清除「經中有政」的障礙因素並順利簽署後續協議;就中長期而言,雙方平時就坦然面對政治分歧並經常溝通,進而逐步累積共識、並在條件成熟時透過對等談判加以妥善解決。誠如國民黨榮譽主席連戰所言,兩岸政治對話,台灣無可迴避,民間、學界先行,是可行的。易言之,台灣無須擔心害怕與大陸的政治對話,現階段展開兩岸政治對話而非政治談判,對台灣而言,甚至對兩岸關係的穩定進展,反而是有利的。
其次是建議第9屆「兩岸經貿文化論壇」(原「國共論壇」)可延續6月間「吳習會」的「一中架構」與「一中框架」的政治對話,具體且深入地探討二者之連結點及可切入之操作點,意味著國共兩黨非官方的會晤,已可進行政治對話,甚至也為兩岸爾後展開獲得官方授權之政治對話而奠基。2012年7月舉行的第8屆「兩岸經貿文化論壇」與往屆之不同,主要在於把「兩岸和平發展」列入主議題之一,堪稱首次觸及政治議題,探討包括「一中」與「一國」之異同、及熱議「和解的制度化」與「政治談判」之分歧,已可視為開啟民間、非官方政治對話的先聲。
儘管第8屆論壇研討過程中兩岸針鋒相對,卻仍能激盪出一些交集,從而達成一些難能可貴的共識(共同建議),諸如:一、兩岸將在反獨、堅持「九二共識」的基礎上,持續推進兩岸談判和兩岸交流制度化;二、鼓勵學術界對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相關議題及互信機制進行探討,擴大共識;三、循序漸進推動兩岸互設綜合性辦事機構;四、基於兩岸關係不是國與國關係,雙方應努力在國際事務中避免內耗、平等務實協商。
在這個基礎上,6月間的「吳習會」,雙方已談到「一個中國框架」及「一個中國架構」,顯示兩岸的政治分歧已有所縮小;吳伯雄的「一中架構」可解讀成,在「一中原則」下,如何去架構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不是國與國的關係」,本質上比起習近平的「一中框架」更為積極進取。在在體現兩岸之間在「一中架構」或「一中框架」上已有趨近之勢,兩岸「由經入政」的步伐已經跨出。
正因如此,建議第9屆「兩岸經貿文化論壇」可在經貿、文教兩大議題之外,直接規劃政治議題,深入探討諸如兩岸結束敵對狀態、軍事互信機制、簽署和平協議、及台灣有意義地參與國際組織 (含活動) 等議題,也算是正式啟動兩岸民間、非官方的政治對話,可以對兩岸政治關係的合理安排,進行充分溝通俾能「異中求同」集思廣益。
復次,建議「兩岸經貿文化論壇」可考慮落實在兩岸輪流舉辦,蔚為藍、綠、紅對話甚至政治對話之平台,有助於台灣凝聚最大公約數的兩岸政策。原本國共論壇之設計係輪流在兩岸舉辦,後來因陳水扁執政時期處處阻擾與設限,使得該論壇輪流在兩岸舉辦之規劃迄未實現;儘管該論壇後來更名為「兩岸經貿文化論壇」,廣邀國、親、新、無黨聯盟及綠營人士,綠營也以統戰會議為由拒絕參加。
該論壇將來若輪流至台灣舉辦,則綠營人士比較不易操作成或扭曲成它是一個中共對台統戰會議甚至是國共密談會議,也較可能降低綠營的疑慮,而願意接受邀請派代表參加,有助建構藍、綠、紅之政治對話平台,裨益於凝聚台灣兩岸政策的最大共識。
第四,建議兩岸兩會高層會談可針對兩岸已較成熟、有共識之文化(或文教)單項交流合作議題(如:文化創意產業、影視交流合作、博物館交流合作…等),洽簽正式的協議,無須拘泥於要先協商簽署「一籃子式」的文化(或文教)框架協議,如此也較符合兩岸協商先經、再文、後政之循序漸進原則,也有助於兩岸強化彼此互信。
最後,建議「馬習會」可以考慮在2016年520以前,各以「台灣領導人」與「大陸領導人」的身分見面促其實現。由於「馬習會」之最大意義在於兩岸領導人在任期內,各以彼此領導人的身分(而非黨領導人身分)、倒不必堅持一定要以「國號」「總統或國家主席」的頭銜,也不必要求一定要受邀親自出席APEC非正式經濟領袖會此種所謂國際場合,只要兩岸均能同意並促成馬、習各以「台灣領導人」與「大陸領導人」來會晤,地點可選陸、台、港、澳其一,則台灣仍可確保對等與尊嚴,話題(或議題)開放、不拘形式,均可為兩岸關係的和平發展發揮醍醐灌頂的突破功能,也能為馬、習分別締造極高的歷史定位與評價。
(本專欄文章作者意見不代表論壇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