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國、民兩黨兩岸政策有差異?
國民黨與民進黨大陸政策的差異,從表面看,這是一個無需回答的「作文題」,事實上也有不少學者作過比較,例如,稍早個人就在2011年5月底也寫過「國民黨與民進黨兩岸政策之差異」乙文,提出:一是中華民國的定義不同,二是大陸觀的差異,三是大陸政策的屬性,四是有關兩岸關係和國際政策的位階。最近有位華廣網網友汪健明在今(2013)就寫過「民進黨與國民黨兩岸政策的異同」的文章,稱:一是兩岸政治定位的差異,二是對台灣與“中華民國”關係主張之差異,三是對“九二共識” 的主張,四是有關兩岸關係和國際政策的位階,五是拒絕兩岸政治協商與政治談判的前題不同;顯然大家從兩黨的宣傳和表現所見相似,而且民進黨在去年敗選之後;迄今並沒有太多的改變,同時在汪的文章中還提出國、民兩黨在兩岸政策的相同之處有四,包括:一是在兩岸互動中均主張台灣第一,即以台灣為主,以台灣為先,對台灣有利;二是均主張兩岸交往,和平發展;三是均積極爭取台灣更大的國際生存空間;四是均認為兩岸政治對話與政治協商條件不成熟。
此處的推論有瑕疵,因為對民進黨而言,並不存在「兩岸關係」,所以不會有優先與否的問題;與中國大陸的交往,目前仍無定論,此一部份我們只要看看許信良、沈富雄、謝長廷的處境就十分清楚;國際空間則只有北京停止打壓的問題,政治談判根本反對,因為北京不會放棄「一中」,所以台灣不能和北京談,否則就是他們所謂的「賣台」。因此,汪文所謂的「同」,其實也是國、民兩黨在兩岸政策上的不同。因此,要了解國、民兩黨在處理兩岸關係上的不同是很容易的,問題是兩黨的不同是策略的不同或是本質的不同,相信絕大多數的學者,都會感覺到國、民兩黨的差異是本質的差異,而非策略的不同。特別是國民黨承認「九二共識」,民進黨不承認「九二共識」,其實北京當局也以此為區分對台政策合作與否的對象,從而表現出不同的兩岸關係的狀況。但是如果細究一下「本質」和「策略」的區別,可能得出不同的結果。
二、「本質」和「策略」的探討
「本質」原本是相對事物的表象或形式而設定的名詞,「表象」或「形式」就是物體的表面現象,屬於物體的物質結構。所以相對而言,「本質」就是事物的本來面目,屬於物體的反物質結構;因此,事物的「本質」也是隱藏的,表面所難以察覺得到的,因而也是常為人所忽視的。準此思考,我們用之於政策作為方面,則是政策的「本質」與政策的「策略」相對照,政策的「策略」所指涉的就是一個政策的表現在外在的作為,則政策的「本質」也就是當然政策的根本依據,亦即真正目的,政策的「策略」和「本質」必然是相貫通的,相互作用的,換言之,有什麼樣的「本質」,必然有什麼樣的「策略」;然而與一般的事物一樣,我們在了解政策時,必然是看到他的「策略」,而未必深究其「本質」,於是「策略」的不同,就是「本質」的不同。然而針對比較敏感的政策,如外交、國防、安全、情報等等事物,其政策的「策略」表現和政策的「本質」之間往往差距頗太,甚至有時是完全背道而馳。
我們以大家所熟悉的「九二共識」為例,國民黨承認有,民進黨則反之,看似南轅北轍相差十萬八千里,但深究一下,大家都發現當前執政的國民黨,在所謂的「三不」思想的指導之下,對「九二共識」當年的共識已經越來越異化:「國家統一前」異化為維持現狀,連平潭島也不敢共同規劃,共同管理;「一個中國」異化為「各自表述」,「一個中國」已經從中華民國的官方文件中消失;「中華民國」也異化為「台灣」,「中華民國是台灣」、「台灣的總統」;所以「九二共識」才無法支持兩岸關係的深化發展,無法提供兩岸關係質性的變化。可見承認「九二共識」對國民黨而言,只是利用中國國民黨歷史遺產的「策略」,而非其政策的「本質」。反觀民進黨是不承認當年在兩岸之間,有過「九二共識」,他們認為這是國、共編出來的東西,但是他們也承認北京在涉及兩岸事務,從來都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絕不可能放棄,這樣就出現矛盾,如果1992年在兩岸之間,沒有一個共識或默契,則兩岸兩會如何啓動辜汪會談和後續的正式協商呢?所以民進黨當年也有過「九二精神」、「九二會談基礎上」等用語來描述當年兩岸兩會之間,曾經有過的默契,所以對民進黨而言,否認「九二共識」也是策略的運用,而非政策的本質。至於其他的策略,由於在國、民兩黨在「九二共識」的根本問題上,「策略」不一致,而「本質」全一致,因此其他政策的策略表現,則不論是同是異,根本上只是黨派之爭,權力之爭而已。不值得討論。
三、兩岸政策的「本質」
在台灣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不論是何政黨,其處理兩岸關係的兩岸政策,必然受到台灣地理區位、歷史記憶和地緣政治的影響,並以之為政策依據。從地理區位台灣人民比較容易導出一種「島民心理」;從歷史記憶台灣人民比較容易導出一種「台灣主體」;從地緣政治台灣人民比較容易導出一種「悲情心態」;而此三種心理又是相互作用,相互促進,彼此強化。
以「島民心理」來看,理論上會呈現出開放接納或是封閉鎖國兩種可能,因為在海權時代,島嶼常常扮演為中心,轉運的角色與功能,加以島嶼的資源相對有限,故而居民比較易於養成開放心態,接納各方,開拓進取;但在陸權時代的影響下,航海技術落後,貿易需求不大,島嶼常常淪為發配流放的化外之地,從而居民比較習慣安全自保,防衛抗拒,封閉鎖國,對台灣而言,兩種心態,兼而有之;而且分別應之於不同地區,不同事務,由於近六十餘年,從反共到反中的教育下,養成的對海洋是開放冒險,勇於嘗試,反之對陸權則表現為固步自封,消極保守,此一心態,國民黨和民進黨是愈來愈趨同的,因此,其兩岸政策的差異性就越來越小。
以「台灣主體」來看,理論上也會有理性、健康開放的一面,但也可能情緒的、排斥的一面,其關鍵則在於此一「主體」建立的依據為何?以「台灣主體」來看,其建立的過程不長,主要是伴隨著「外來政權」的排斥感建立起來,換言之,從一開始就是為了反對外來者的統治起家,為了完成此一主體建構的必要,因而,先把原住民撇開,自稱是400年史,而且不討論自己的祖先400年前從何而來,情緒地排斥外來者和後來者,以現實而論,「台灣主體」必需從反北京來建立,在此一心態的綁架下,國民黨拋棄了「三民主義」的意識型態「主體性」,迎合民進黨的反中主體性,因此,其兩岸政策的差異性就越來越小。
以「悲情心態」來看,理論上也會有知恥近乎勇,屢挫屢奮,迎難而上的奮鬥精神,但也可以是自怨自艾,處處責人,卸責於敵;從台灣近些年的表現來看,恰恰是後一種的表現,而且和「台灣主體」結合,還發展出一種敵人的「需要感」,以便將臺北所有的國際挫折都怪罪於北京,將北京對台北所有的和平政策,都視為「統戰~欺騙」技倆,以便強化彼此的敵意,特別是台灣的極右媒體、政黨和政客,更是枉顧事實地教育、洗腦和蠱惑自己的「信徒」,以便脅迫其他政黨,在這一部份國民黨和民進黨同樣基於選舉的考量,陷入民粹主義的迷失之中,因此,其兩岸政策的差異性就越來越小。
總之,現今國民黨和民進黨的兩岸政策,看似有所差距,實則本質相同。如今民進黨的部份人士開始反省,作出不同的選擇,雖然在綠營之中,應和者寡;但是看起來反倒是似乎點醒了馬英九,因此;才有最近的吳伯雄的北京之行,從各個媒體的報導來看,馬英九此次顯然是拋出了兩黨「政治對話」的善意氣球。以回應大陸的「先易後難」的呼籲。
盱衡整體國際形勢,前瞻亞洲的變化,馬英九的決定是正確的,鼓足勇氣,終於踏出了這一步,對未來兩岸關係的發展顯然是健康而理性的關鍵作為。然而,以馬英九的紀錄來看,我們提醒:
第一、如果馬英九真正對兩岸的政治對話、政治談判的必要性想清楚,認定此一政策是對台灣發展有利,那就必須以推動ECFA的勇氣,動員政府,發動精英去引導民意,影響民意,專注精力和資源,促其實現,以安民心,以化對立。萬萬不可半途而廢,既失民心,又傷兩岸。
第二、切忌以「兩黨政治對話」為餌,換取某些政治利益,而沒有真誠推動兩岸關係政治對話的後續行動,甚至再以台灣民意、社會民調為藉口,走回民粹老路,則陷伯公於不義,陷台灣於孤立。
第三、推動變化,各種壓力在所難免,責難在所難免,化解壓力之道,除了誠心誠意的溝通,適時地公開透明之外,區別馬總統與馬主席,真正調動中國國民黨的精神資產,為台灣,為中華民族提出戰略規畫,以之因應北京;以中華民國政府的戰術作為,確保台灣的價值,台灣人民的幸福,則全民、全黨都會成為調整兩岸關係的後盾。
四、結論
政策的調整可以建立於形勢的需要,不得不有所改變,也可以是從戰略的認知,作出心態的調整,前者是統戰,後者才能真正占據有利地位,勝於一時也贏得春秋,在兩岸政策上,國民黨有自己的資產,此一資產是以「大陸政策」是經略中原,振興民族;民進黨有自己的資產,此一資產是「深耕台灣」,喚醒主體,務實進取,兩者完全可以結合,發展出理性的力量,以島民的冒險犯難,開放進取,來重建臺灣主體意識,在變幻的世局中屢挫屢奮,迎難而上,國、民兩黨的兩岸政策,正是必須作出這樣的選擇,才能真正為臺灣爭一時,為民族贏千秋。
(本專欄文章作者意見不代表論壇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