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中國教育部於2020年12月公布了「關於破除高校哲學社會科學研究評價中『唯論文』不良導向的若干意見」的通知,要求各大專院校應該要對於「唯論文主義」所生之系統性危害有所認識,並加強黨在教育體系中的政治建設工作。
在該「意見」中,中國教育部明確提出了「十個不得」的底線要求,即:不得簡單以刊物、頭銜、榮譽、資歷等判斷論文質量;不得過分依賴國際數據和期刊,防止國際期刊論文至上;不得為追求國際發表而刻意矮化醜化中國、損害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不得將SSCI、CSSCI等論文收錄數、引用率和影響因子等指標與資源分配、物質獎勵、績效工資等簡單掛鉤,防止高額獎勵論文;不得將SSCI、CSSCI等論文收錄數作為導師崗位選聘、人才計劃申報評審的唯一指標;不得把SSCI、CSSCI等論文收錄數作為教師招聘、職務(職稱)評聘、人才引進的前置條件和直接依據;不得將在學術期刊上發表論文作為學位授予的唯一標準;不得將學歷、職稱等作為在教育系統學術期刊發表論文的限制性條件;不得多頭評價、重複評價,嚴格控制涉及論文的評價活動數量和頻率;不得盲目採信、引用和宣傳各類機構發布的排行榜,不過度依賴以論文發表情況為主要衡量指標的排行性評價。
另外,中國教育部也在「意見」中載明「兩個要」。首先,要用最佳化評價方式,堅持分類評價、健全綜合評價、探索多元評價、推行代表性成果評價、完善同儕評價審查;要加強學風建設,加強學術共同體建設、加強科學研究誠信建設、加強學術期刊建設和管理、堅持學術不端「零容忍」;要健全長效機制,落實大學在學術評價中的主體地位和自主權,激發學術創新、創造活力,正確理解並破除「唯論文主義」,不是不要論文,應是要正確看待SSCI、CSSCI等相關引文索引的作用與功能。其次,要針對「十個不得」,使學術界整治「唯論文」問題,開展學風教育和警示活動,並且自我審查自我糾正。是否存在評價指標單一、評價使用功利、高額獎勵論文、抄襲代寫論文、非法買賣論文、學風建設虛化、學術權力異化等重點問題,持續深化改造。教育部將及時總結推廣各地各大學經驗做法,加大對黨、正確意識形態的正面典型宣傳;開展專項監督檢查,建立問責追責機制,對落實不力、問題嚴重的單位,視情採取約談、通報批評、公開曝光、責令整改等方式予以嚴肅處理。
二、「唯論文主義」導致的造假與買賣行為
中國學界的「唯論文主義」似乎已是積習難改的學術亂象。學者們先是要求買賣論文掛名、研究結果造假,學術圈腐敗情況氾濫。今年初湖北就傳出「一篇論文13人署名」,其中甚至包含與論文無關的行政人員。學術論文、專利、科學研發成果、專書著作掛名現象一直都存在,其中還分有買賣型、沾光型、轉嫁型等掛名。買賣型掛名是欲掛名者支付一定費用,便直接掛名於學術論文上;沾光型掛名則是希望藉由名人效應,或者權威的背書,主動掛上該領域知名專家或黨及政府領導人,以便能盡快被採納並且刊登雜誌;而轉嫁型掛名,意指掛名者知道某段言論可能存在不合學術規範,或是學術文章中存有故意造假行為,故掛上他人名字規避風險。
從上述的學術亂象切入觀察,會發現學術掛名的背後其實有更深層次的面向可以討論。掛名現象大多與職稱升等、申報計畫經費相關,而論文、專書著作等這些學術素材則是通過審核的最直接的「門票」。其實,憑著學術成果而得到相映的職稱是合理適當的,但在實際操作中,中國不少大學和科學研究機關要求成果數量必須達到一定的量化指標,而忽略了質化觀點的學術內涵及內容原創度。「重數量輕質量」的學術成就認定方式,也正是「掛名論文」滋生的原因,也滋長了許多為了湊數字而不介意內容的學術作品。掛名亂象其實全球學術界皆有,然而中國學術圈尤為嚴重,他們多將虛假的著作成果放入職稱升等、申報經費中,不僅可能涉嫌學術欺詐,在學術倫理方面也難以過關,更遑論這種現象與中國政府欲深化職稱制度改革的初衷背道而馳。職是之故,中國教育部從維護國家人才公平競爭機制的角度出發,推出上述的「意見」,以斬斷學術圈掛名背後的產業鏈,企圖淨化學術風氣、維護學界的公平競爭。
三、不得為發表論文而「醜化中國」
在「十個不得」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不得為追求國際發表而刻意矮化醜化中國、損害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中國的政治審查由來已久,限制學術自由也早就稀鬆平常,那些以學術之名或研究成果闡述上批評黨及政府的學者們,不是被拔官就是被噤聲,有些失蹤。
例如前中共中央黨校的蔡霞教授,因被認定發表有損害國家聲譽的言論,「性質極其惡劣、情節極其嚴重」,中共開除她的黨籍,取消退休待遇。由於蔡霞現居美國,故中國政府僅能以開除黨籍應對。清華大學許章潤教授被冠上莫須有的罪名,許教授被中共盯上、被帶走,是因為這些年多次發表文章直言不諱批評中國當局,這些文章最近集結成書《戊戌六章》,此書本本來預計今年要在香港出版,但遭遇多方阻力,最終只能在美國出版。如今在「意見」中明文規定不得刻意矮化中國,可以想預期在未來,將不再有學者敢批評中國時政。過去的幾年內,已有多名中國知識分子、微博「大V」或異議人士,遭到中國當局指涉嫌嫖娼或存在經濟犯罪。然而,社群網路上的評論與相關的政治分析多認為,這些案件共通點就是本身案件事實疑點重重,中國政府再直接羅織一極為抽象的罪名。
而中國對於為了追求國際發表而刻意醜化中國嚴厲批評,主要是因為中共認為有許多學術型國際期刊、政治性媒體會「刻意」出版矮化、醜化中國的一些研究成果。而此現象將直接造成中國學術圈的從業人員們心中產生了「負面研究更容易發表」的心態,這種心態多體現在政治科學、哲學思想、歷史學等學科上,而其中像是大躍進、文革、整風運動、貧窮落後、制度缺陷、運動式治理、人治國等關鍵字,都成為中國學術圈的熱門標籤。事實上,西方的人文社會學科訓練,本就以批判時事或既有理論為職志,不僅是批評中國,連母國也批評。中共的作法,實屬對於學術思維的箝制。
現今,中共要求中國學者在發表研究成果時,須在國際上發出「正確的聲音」。例如早在今年武漢肺炎疫情爆發之初,不少中國醫界、生命科學學者都曾發表論文,其中有研究成果與中國官方通報武漢肺炎情況不一致,使得國際社會高度質疑中國官方隱瞞疫情,而這都是現在中國政府需要嚴肅處理,並且將學術的結論一錘定音,不容其中有異議之音。
四、結論
在「意見」公布之前,很多大學依據各類科學論文索引,進一步將論文分等分級,作為績效獎勵、職稱晉升、資源分配等的指標。科學引文索引有其嚴謹的選文標準及內部與外部審查機制,可是一旦科學引文索引被用作評價工具,選文結果能為投稿人帶來極大的物質利益與晉升機會。「意見」發布後,中國的哲學與社會科學研究,終究必須要堅持馬列毛鄧習主義的意識形態、價值觀,以及所謂符合國家的論述。
改革開放後,中國學術圈希望迅速與國際接軌。中國科學研究總體而言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國家投入大量資金也獲得大規模的學術成果,但真正能在歷史長河上留下痕跡的學術制度,例如論文索引系統、評分機制、審查標準,卻並未同步,中國學術圈大多仍仰賴西方建構的學術觀。
然而,優先考慮國際期刊的現象,會讓中國學術圈的學生、教師對自己社會、體制、政府、國家、中華民族,甚至是文化產生自我懷疑,到最後對西方學界言聽計從。對中共而言,這種盲從是有害的,「意見」中點出「唯論文主義」必須撥亂反正,轉而要求中國學者於國際論文發表時,必須肩負起置入性行銷中共政權的責任。簡言之,學者的學術成就不僅是個人貢獻,也必須是攜有國家符碼的公共財。最後,該「意見」強化了中國對於學界出版品的實質審查與管理,這對於中國的學術發展來說,可能將迎來一股寒冬。
(本專欄文章作者意見不代表論壇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