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新加坡2020年大選已結束逾一個月,學界與媒體的分析,有的認為執政頗佳,故執政黨仍深受選民託付,贏得83席。有的認為由於執政黨在面對疫情表現不佳、選戰策略失當、言論與族群政策引起反感等因素,使在野的工人黨罕見地獲得10席的佳績,新加坡政治變遷在望。
本文認為許多執政引起的反感與政治變遷的期待,過去都常發生,而受限於心理與選制結構,反對黨雖然席位增加,但人民行動黨的總體支持並無太大變化,因此是否會出現政治變遷還有待觀察。
回顧人民行動黨歷年支持度
人民行動黨在1954年創立,1955年在立法會選舉初試啼聲,當年僅獲約10%選票。接著在反殖反帝的世界浪潮中,與左派勢力更緊密結合,於是在1959年大選獲得54%的支持。不久後黨內左派出走,另組社會主義陣線 (Barisan Sosialis),在1963年大選中,人民行動黨支持度下跌至47%。此後人民行動黨的支持,直到1980年,都在70%以上。
1980年代亞洲的民主化呼聲亦影響新加坡,人民行動黨得票率因而陡降,1984年降到64%,比1980年少了12%,接著1988年再降至63%、1991年60.97%、1997年64%。2001年得票率上升為75%,接著在2006年降回66%,2011年60.1%,2015得票率再上升幾達70%,而這次的得票率是61.24%。
過去一甲子最值得注意的是,在野力量始終無法突破40%的支持度。這雖可解釋為人民行動黨表現優異所以持續受到支持,但長期以來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對新加坡的評估,從未是自由國家。以2019年為例,其排名不但遠遠落後鄰國馬來西亞與印尼,也徘徊在莫三比克、象牙海岸、奈及利亞與尼日之間。而人民對不自由的感受,必定影響對執政黨的支持度。
從在野力量支持度來看,以2011年為最高,而當年反對黨得到6席。其次為1991年,當年反對黨獲得4席。2020年反對黨的支持還不如前兩次,但得到10席。而1984、1988、1997、2006幾次表現,在野勢力最多也與今年差不到5%,卻幾乎全軍覆沒。這顯示席位的改變,和支持度不一定絕對相關,除了執政形象,也有制度理由。
因此,以下將從心理與制度的角度,省思這次大選。
恐懼: 從國家安全到選票號碼
缺乏自由的直接影響就是恐懼,誠如李光耀所言,如果沒人怕他,他就失去意義了。1限制人民自由一直是人民行動黨在維持政權時始終無法放鬆的手段,也受到來自各方,包括李光耀自己的兒孫強烈批評。
執政黨可以逮捕監禁來影響選舉。這類監禁多以國家安全為理由,利用安全法令,毋需公開審判即可將人定罪。1963年2月的冷藏行動(Operation Coldstore )是最為明顯的案例。李光耀以親共為名,逮捕其過去的盟友,也就是在野的社會主義陣線數十名領袖。該黨群龍無首,許多候選人臨時換將。如果沒有逮捕行為,人民行動黨該年可能會比47%更低,社會主義陣線也不會只有13個議席與約33%支持度。該政府在往後數年繼續以國家安全為名清算該黨直至消失,為人民行動黨長期執政奠基。而從未公開審判的在野人物中,以遭監禁32年的社會主義陣線國會議員謝太寶最為知名。
另一次以親共為由逮捕反對人物,為1987年的光譜行動 (Operation Spectrum)。逮捕的對象是教會、劇院與社會工作人員及海外歸國學生,指控他們信奉馬克斯主義,試圖建立共產國家。而特別諷刺的是,人民行動黨早已致力與中共發展關係,也於1990年與中國建交,馬克斯主義實際上不是威脅,羅織罪名意圖甚明。
民主化潮流與執政黨支持度大幅下降的背景下動用內安法,恐嚇意義濃厚。不過,使用內安法容易引起國際側目,用共黨做為指控理由也已過時,因此,光譜行動後對付更為知名的反對人士,多以訴訟為手段。
惹耶勒南 (Joshua Benjamin Jeyaretnam)是新加坡獨立後第一位勝選的反對黨議員,他在1981年進入國會,當時許多人認為新加坡的政治將開始改變。然而,他接下來就不斷地面對來自政府的財務和誹謗訴訟,用法律手段逼迫其離開政壇,最後不但被剥奪其議員席位,並於2001年破產。即使擔任過檢察長與律師的在野黨政治人物如蕭添壽與鄧亮洪,都無法避免因誹謗、逃稅、種族等不同理由受到政府追訴,分別於1988與1997年流亡海外。知名反對者不是破產就是逃亡,給後繼的在野人物清楚的警惕。
能羅織反對者的罪名,又不受民間批判,表示也能控制媒體。人民行動黨政府從1960年代末開始對媒體施壓,至今無論電視或報紙都為政府所控制,自然會做自我審查,限制對政府的批評。除了國內媒體,政府也會用法律手段對付不受管制的外媒,迫其對新加坡政府不利的言論賠償或道歉。簡言之,如工人黨議員劉程強所形容,政府習慣對異議者“sue until your pants drop” (告到脫褲)。
政府可隨意對付反對者,使得新加坡許多人從小就被俯拾皆是的案例教育,如果對抗政府,不但無用也危險,這種長年的恐懼教育必然反映在投票那一刻。
雖然政府不斷地保證投票是秘密的,但由於選票設計上每個選民都有一個登記號碼,政府實際上有能力追查到每個人投給誰。此外,選舉局設在總理公署之下,更加深對選票獨立性的疑慮。考慮到政府對反對人士的紀錄,選票上的個人號碼對選民形成一定的心理壓力,對需要獎學金的學生、在政府機構服務的公務員,與龐大的黨國資本企業下的從業人員尤其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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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 集選區制的影響
選民的恐懼固然鞏固了對執政黨的支持,而讓支持力量如虎添翼,則來自制度。新加坡自1955年開始立法機構的普選後,和許多民主國家一樣,原本也是單一選區制(Single-Member District),每個選區只有一個議席,以多數制定勝負,只有獲得最高票數的候選人才會當選。
然而,由於上述1984年人民行動黨得票率急遽下降,故執政者以族群和諧為名,在1988年建構出集選區制(Group Representation Constituency)。集選區的每名選民將把手中的選票投給一支候選人團隊,而不是投給個別的候選人,其理論是讓新加坡國會保持多元種族,但實際目的是讓勝負差距規模倍增,擴大既有優勢。
集選區為執政黨增添的優勢不僅於此。首先,因為一組3-6人不等的集選區讓在野黨參選人必須付出更多的押金 (每位參選人大約台幣35萬元),這讓原本就缺乏資金的在野黨難以找到足夠人選。其次,執政黨對選票分佈瞭如指掌,集選區每次都由執政黨劃分,gerrymandering (傑利蠑螈)效益明顯,知道如何拆散在野支持。最後,由於控制媒體,執政團隊很容易製作與安排政治明星,經常只要一兩位名人就能輕易擊敗在野力量的組合,保障其他同樣没没無聞的執政黨參選人進入國會。這也是為何歷次選舉,常出現在野黨無法推出候選人,使投票取消,該選區執政黨不戰而勝。選民因此可以數十年無法投票,也出現數十年沒有獲得任何一票的國會議員。
人民行動黨利用集選區制使其在1984年後支持度雖大幅下降,仍然以絕對優勢掌握國會,自然對此選制愛不釋手,故集選區占國會總席次的比例,從1988年的48%開始,1997年後就占85%以上,直至今天。
回顧2020大選
這次選舉雖然在野黨的席位大增,但實際上人民行動黨的支持度還略高於2011大選。當時由於政府的外勞政策,民眾不滿度大增,加上當時沒有疫情,允許在選戰前集會,群情激憤下,執政黨首次失去一個5席集選區,當時許多人也認為政治即將做出改變。
然而,與1981年惹耶勒南進入國會後的情況相同,政治變遷的期待落空。2011年以來,雖然工人黨在集選區有重大突破,但人民行動黨統治國家與對付反對人士的方式並無太大改變。如2014年因在自己部落格質疑政府對人民強制儲蓄金的用途,遭到李顯龍控告的鄞義林(Roy Ngerng),在遭判賠360萬台幣後,逃到台灣。
因製作影片歡慶李光耀過世的余澎杉 (Amos Yee)雖然只有16歲,但因該影片被政府以精神疾病為由關押。余澎杉的母親寫下反諷的對子道歉文: 「對不起,我要你當個守法的公民,法律對你造成的傷害卻比益處還要多。對不起,我鼓勵你要有創意和勇於表達意見,現在你卻被人視做瘋狂。」余澎杉獲釋後亦逃亡美國。
鄞義林和余澎杉都是因為網路而獲罪,也說明新加坡政府對這塊無法控制的媒體特別重視。21世紀以來,網路已有取代傳統媒體之勢,政府先用傳統的誹謗與族群理由,對付自營網站、臉書與youtuber等不同意見者。但面對雨後春筍般的民間網路挑戰,新加坡政府在2019年正式立法打擊假新聞,可對觸犯者最高處十年刑罰與超過台幣二千萬罰款。該法已成功威脅不少意見下架,未來也還是具備恐嚇網民的能力。
對平民百姓有法律訴訟,政治人物同樣面對類似威脅。由於新加坡對社區管理是委託該區議員執行,2011年後新獲得的社區管理的在野議員們,同樣面臨法律訴訟指控其管理選區失當,面對破產威脅。馬來族裔的工人黨參選人辣玉莎 (Raeesah Khan),為馬來族的平等發聲,也立即受到法律手段威脅,引用族群法令指控其傷害華人感情。
執政黨對付反對者的手段未變,表示恐懼的大環境仍未改變。那麼這次的席位突破,只能再檢討集選區。
歷次選戰中,執政黨和在野力量相差不到3%的例子比比皆是,雖然行動黨占盡優勢,但逆轉的機會也並非沒有。如前述蕭添壽在1988年挑戰集選區時,就曾達到49.11%得票率,幾乎擊敗執政黨團隊。有機會逆轉執政黨,也會有機會逆轉反對黨,2011年就由工人黨控制的阿裕尼集選區,在2015年也僅領先執政黨0.5%,幾乎一夕失去五名議員。
這次被視為一級戰區的東海岸集選區,由於準備接班的副總理王瑞杰在最後關頭親征,被視為執政黨的危險區,最後執政黨以53%對47%險勝,然而差不多的數字,2011年已在東海岸出現過,3個百分點的領先換5位議員當選,對行動黨而言並不罕見。
執政黨風險也很高的西海岸集選區,以51%對49%險勝。而工人黨新奪下的盛港集選區,也僅僅是52%對48%險勝執政黨。這些數據在統計上都很難有確切預估,而集選區的設計使少量百分比出現擴大勝負的效果。因此,反對黨人數倍增雖然必定有執政黨政策失誤處,但從選制來看,這次在野議員人數成長一倍雖有執政疏失的理由,但縱觀數十年來的變遷,也可說有運氣的成份。
當然如果反對黨運氣再好一點,獲得的選區可能會再倍增。然而即使出現這些難以預估的變化,幾乎不會影響執政黨支持度。集選區雖然稍有疏失會失去多席次,但可預見的未來,佔優勢的執政黨還是會仰賴集選區,因為該制度同樣能讓在野黨一次失去多席位,而執政黨在些微差距中,占的優勢大得多。
結論
2020年大選前新加坡國立大學政治系教授Bilveer Singh指出,人民行動黨必將大勝,在野黨會被完全消滅。2Bilveer Singh 說法有其基礎,執政黨特別選在此時選舉,因為疫情不准人民集會,從而降低激情,也會降低在野黨支持度。另外,貿工部長陳振聲也證實,人民行動黨刻意選在如911與李光耀過世等國民有危機感的時刻,鞏固支持度,這除了解釋2001與2015行動黨的支持大幅提升,3 也證明執政黨有能力塑造得票環境,因此選前的確難以看好在野黨。
在野黨席次表現出忽意外的好,雖有人民行動黨執政失當的理由,但主要是由於選制,再加上無法估算的運氣。惟難否認的現實是,人民行動黨仍占國會八成以上的席次,因此前副總理與現任國務資政尚逹曼 ( Tharman Shanmugaratnam)所稱此次選舉永遠地改變新加坡政治,實言之過早。
可預見的未來,新加坡當前的政治結構應會再持續。在選民心理威脅未解的情況下,人民行動黨的支持並未大幅改變。集選區偶有突破,但也可能隨時全軍覆没,因為整體上執政黨仍占絕對優勢。因此對人民行動黨而言,除非在野黨再做出更大突破,否則未來五年將繼續鐵腕治理,確保其政權延續。
1. |
原文是 “If nobody is afraid of me, I’m meaningless.” |
2. |
Bilveer Singh原文是“It is without a doubt that GE2020 will be a landslide victory for the PAP. In fact, the opposition may be entirely annihilated this election.” |
3. |
陳振聲的原文是“a crisis will save us ….Lee Kuan Yew’s death saved us. Before Lee Kuan Yew’s death, 9/11 saved us.” |
(本專欄文章作者意見不代表論壇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