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中國大陸的歷史劇每隔一段時間就會在台灣引起關注與討論,早先知名作品包括《雍正王朝》、《康熙帝國》、《喬家大院》、《大秦帝國》等,近幾年則有《羋月傳》、《後宮甄嬛傳》、《延禧攻略》、《清平樂》,都相當受歡迎。台灣的歷史劇也製作許多很具代表性的作品,例如早先的《戲說乾隆》、《還珠格格》等,都曾經在大陸也非常盛行而且受到歡迎。
台灣觀眾至今都仍經常觀看幾乎每年都有經典作品的大陸歷史劇,早就習以為常。在此同時,近十幾年來,台灣的歷史劇受到整體影視產業產出萎縮的影響,作品數量稍微減少,主題則是明顯轉向了鄉土題材,例如《浪淘沙》、《紫色大稻埕》,最新的歷史劇《斯卡羅》則是由台灣公共電視推出,改編自台大醫學教授陳耀昌的歷史小說《傀儡花》改編,號稱這是旗艦級的歷史劇。
兩岸歷史劇的發展情況不太相同,這牽涉了許多因素,包括歷史劇與歷史小說等文本的研究基礎、歷史劇價值以及相應的公共政策,在在值得省思。
二、歷史劇的虛實之爭
當代對於歷史劇創作的檢視與理論討論,研究指出:早在1940年代就隨著對日抗戰而興起,當時歷史劇的主要形式是話劇,圍繞著「救亡圖存」歷史的主旋律。在國民政府統治地區,一開始注重主觀抒情的浪漫主義歷史劇,後來偏重於客觀敘事的現實主義批判歷史劇。當時共產黨等觀點與國民政府不同的陣營,則是據今推古、借古諷今,以戰國和明末清初兩大歷史時期尋找可以發揮的主題。歷史劇的浪漫主義與現實主義的主要分歧,其實就在於歷史劇虛實之間到底何者比較重要,以及劇情應不應該、又可不可以反映現實的需要。現實主義重視史實,浪漫主義則認為歷史劇的實用價值高於史實。
許多經典的歷史劇都改編自歷史小說。回顧文獻可知,對於歷史小說的虛實之爭,自古以來就有。現實主義派倡議者有元朝的毛倫、毛宗崗父子,他們強調的是「實錄歷史小說觀」,把歷史小說完全等同於歷史。至於浪漫主義派人士則有明朝的謝肇浙,他提出「虛實相半」的創作主張。
來到當代的二十世紀初期,梁啟超在1902年的《新民叢報》上撰文指出:「歷史小說者,專以歷史上事實爲材料,而用演義體敍述之。蓋讀正史則易生厭,讀演義則易生感。徵諸陳壽之《三國志》與坊間通行之《三國演義》,其比較釐然矣。」梁啟超對歷史小說的定義,可以說是用演義體敘述史實材料,他也點出了歷史小說有助於歷史傳播的價值。
歷史小說如何忠於歷史,也是個問題。許多研究者引述胡適在〈論短篇小說〉的意見:歷史小說不可以全部用歷史事實,也不可以違背歷史事實。因為全部都用歷史事實,便成了「演義體」,例如《三國演義》和《東周列國志》,可能會失去「小說」的真正價值;但是胡適也不能接受太脫離歷史的內容,例如《說岳傳》使岳飛的兒子掛帥印打平金國,這可又不成歷史小說了。胡適認為:「最好是於歷史事實之外,增加一些似歷史又非歷史的事實,寫到結果卻又不違背歷史的事實。」
事實上,梁、胡推崇的演義體歷史小說,跟史實的出入也不少。但是相較來說,最近幾年流行時空穿越以及顛覆式的歷史小說與歷史劇,更加跟真實歷史有明顯的出入,從創作的趣味來看固然無可厚非。然而,有研究者就認為如果嚴重背離歷史事實,就已經不能再被稱為歷史小說或歷史劇。有人認為超越史實、另給抒發,也算是新歷史主義或是新歷史小說與歷史劇。
新歷史主義的虛實分寸非常重要。知名文學家王德威認為歷史小說不能背離史實,但是可以加入虛構的元素。他指出西方對歷史小說的定義,包括19 世紀歐洲歷史小說,講求細膩呈現小說人物的內在、外在經驗,達成身歷其境的效果,例如雨果的《悲慘世界》、以及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都是歷史小說的公式典範。歷史小說如此,歷史劇當然也一樣。王德威舉的例子可算是新歷史主義的範例,金庸的《鹿鼎記》小說也算是一個很成功的範例。
虛構到底跟事實的相互映襯,關鍵在於是否合乎史實,不違史實而有新詮釋,才是新歷史主義,否則可能會被批評為冒牌貨。文學研究者南帆就批判指出:如果所謂「新歷史小說」的虛構成份遠遠超出了史實,「這形成了一種難以查核的仿歷史話語。這種仿歷史的小說創作當然只能看作是一種歷史小說的冒牌貨。」
簡而言之,要成為歷史小說或歷史劇,首先不能脫離真實歷史,否則就只是藝術創作,與歷史無關了,甚至會被批評是「冒牌貨」。正因如此,拍攝歷史劇或創作歷史小說必須先進行許多調查研究,包括尋找適合的歷史小說文本等原著進行授權與改編。如果原本就有適合的歷史小說,在此一良好的基礎上再去改編成歷史劇,可收事半功倍之效,如果原著也具有高知名度及廣大的讀者,更有助於行銷改編而成的歷史劇。
對岸的歷史小說始終有不錯的質與量,作者版稅與授權收入都非常可觀,反過來又吸引了不少創作者投入。相較之下,台灣的歷史小說在出版市場中似乎只吸引了小眾,許多精彩的台灣歷史都還沒有人寫成小說,相當可惜。作家楊双子就指出:「當前的台灣,歷史小說類型可能還差一批有力的後繼者以持續進行補完計畫」,這不免局限了台灣影視產業對於歷史劇的投入與發展。豐沛的歷史小說基礎當然有助於歷史劇的發展,但是不少歷史劇經典作品其實是原創劇本,可見事在人為,端看主事者是否重視及有無決心。
三、歷史劇的價值與政策
歷史劇的價值,除了提供觀看影視的娛樂與陪伴、以及挹注影視產業這兩項基本功能之外,還有三項重要的價值:一是歷史知識的普及,成為普及歷史知識的工具。二是挖掘、建構及溝通公民的歷史記憶。三是可以作為國家軟實力的一環,在作品成功輸出後可以深化國際社會對本國歷史的認識。
英國的國家廣播機構BBC推出的歷史劇一向享有盛名,日本的歷史劇也以大河劇而受到肯定。新近崛起的韓國影視產業在過去幾年也積極打造歷史劇,強調韓國在歷史的偉大,例如《朱蒙》這部歷史劇,以高句麗開國國王的一生和高句麗建國的歷史故事作為主題,因為劇中呈現了高句麗擊敗唐朝,引起許多爭議與討論。更經典的是韓國早先所推出的《大長今》歷史劇,不只成功在亞洲行銷,甚至吸引了西方與中東世界的觀眾,有效讓這些外國觀眾更認識韓國的歷史與文化,甚至也提高了韓國人在國際上的自信心。
中國大陸的歷史劇知名導演陳家林認為,歷史劇應符合三點原則:首先,歷史評價、歷史走向不能錯,第二,歷史人物的定位應該準確,第三,對於大的史實和重要事件要符合,不能南轅北轍。
歷史劇的價值,可以參照薩特1945年提出的「介入文學」理念。薩特主張文學要介入歷史和政治,要介入人們的內在生活,啟迪以更加客觀的視角審視自我和人性,完成自我的精神升華。文以載道,歷史劇亦然。就此而言,歷史劇應該是介入歷史劇,介入人們的內在生活,啟迪以更加客觀的視角審視歷史和社群性,完成社會的精神升華。
有研究者則認為,歷史小說的魅力主要在於重新賦予了歷史人物個性與血肉,讓歷史人物鮮明「活」起來。前述的新歷史小說跳脫了原有的歷史人物,讓虛構人物進入歷史材料,呈現出新的觀點與想像,尤其是以人物去反映出歷史的宏觀背景,這正是新歷史小說最重要的特色,人本主義與歷史主義因而得以交融。
前述引入虛構人物的歷史小說,被格林布萊特定義為反映新歷史主義的歷史觀,以「政治批評、重建歷史、自我塑造」為書寫主題,突出表現文學與政治、文學與歷史、文學與個人之間的一種相互影響的關係。不論怎麼詮釋歷史觀,仍不該違背史實。
四、結語
歷史劇具有娛樂與陪伴、挹注影視產業、歷史知識普及、普及歷史知識、傳承歷史記憶以及對世界行銷等價值,十分重要。
有評論者就指出,英國歷史小說家福萊特的作品結合大歷史和個人命運,呈現當身處歷史之中,面對自己的命運時,不同階層、各具代表性的人物如何感受及抉擇?把最具有衝突性的歷史場景之中的世間百態,帶到閱聽大眾眼前。新歷史小說以強烈的帶入感,讓虛構人物參與了真實歷史,於是彌補了歷史小說在人物塑造上難以跳脫的先天限制。
綜合各方意見來看,歷史劇不是正史或紀錄片,必然有虛有實,不能明顯違背史實,否則就不算是歷史劇,但是可以在史實的空隙中填補或想像,甚至重新詮釋,既增加色彩,又不違背史實,這也正是新歷史主義的精神。
台灣過去的歷史劇在表現上比較活潑,現在則產出減少,未來可以發揮新歷史主義的精神,既對於傳統歷史文本給予新詮釋與顛覆,也引領對人性的新思考,更可以藉此喚起公民對於歷史與社會的溝通與凝聚。當然,以台灣現在的實際情況來看,可能需要公共政策的適度灌注活水。
(本專欄文章作者意見不代表論壇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