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9.03.26
王宏仁1
成功大學政治系專任副教授
臺灣是世界的縮影。臺灣在目前或將來所遇到的機遇或挑戰,就等同於世界所面臨到的機遇或挑戰。特別是在2020年年初之時所爆發的新型冠狀病毒(COVIR-19),引發了世界各國的恐慌。臺灣和美國第一時間都對當初爆發此病毒的中國進行較為嚴格的旅行禁令,也就是利用限制或是封鎖的方式,將任何欲由中國大陸進入疆界內的各種身份的人口,進行排除、隔離或是檢疫措施。2可以說,在此種「緊急狀況」之下,所考量的不是人權、人道問題,而是如何去彰顯主權的問題。3這樣的思考邏輯,與美國川普總統欲在美墨邊界興建邊界牆的想法是一樣的。4這也與當年美國發生911恐怖主義攻擊之時,時任總統的小布希第一時間宣布關閉全國各個機場的想法如出一轍。5不管是新型冠狀病毒、難民6、恐怖分子7,國家在面對這些難以歸類、到處流竄、不知名的對象之時,習慣的做法就是將他們隔絕於疆界之外,重新鞏固好主權疆界之內的秩序,似乎也又再一次確立了疆界之外那個國際無政府狀態和疆界之內秩序的差別想像。8臺灣便是在此次疫情擴散的過程中,如實地臨摹與扮演了一個傳統主權國家應該扮演的角色。這對於臺灣而言當然是一種機會:可以徹底向世界展現臺灣扮演好主權國家角色的能力,就像是蔡英文總統壓倒性的成功連任一樣,向世界展現臺灣人民如何以自由的意志、公平的選舉方式繼續將臺灣民主燈塔的角色扮演出來。這其實是一種很好的臺灣主權化練習,透過不斷地實踐某種具有普世性的角色概念,來維持國際參與貢獻、與西方國家之間的關係。9
臺灣的主權化過程歷經各種時期,不是從蔡英文連任總統才開始。10但是,蔡英文的高票連任,卻是在一個重新彰顯主權的時期,以及全球「反中」情緒高漲的氛圍中產生,以至於這不光只是臺灣自我追求的一種發展軌跡而已,而是已經和世界的發展趨勢相互綑綁在一起。在彰顯主權的部分,已經與全球化發展過程中的逆流做出相結合:因為美國911恐怖主義攻擊的事件,造成各民族國家加緊對於疆界、人口移動的控制;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讓各國深受其害的便是其緊密連結、相互依存的經貿關係;美國川普的當選、歐洲極右派政黨的興起,甚至是英國的脫歐決定,都無形當中重新強化了主權國家的角色、實行貿易保護手段、反對任何可能因此犧牲個別國家利益的全球行動(例如,巴黎氣候協定)。在近期發生的新型冠狀病毒期間,之所以其散播速度如此之快,主要原因還是在於國家和國家之間在過去全球化的實踐過程中,彼此關係過於緊密,並且藉由運輸交通的方便,讓各國人員之間的交往流通更趨於頻繁,導致病菌傳播的速度幾乎是沒有時差。從疫情的爆發到持續擴散的過程中,主權國家似乎能夠學習到的教訓是,越是全球化程度高的,以及越是與中國接觸頻繁的,越容易受到該疫情的衝擊。11
全球「反中」情緒的高漲,並非完全肇因於新型冠狀病毒最初被認定是從中國武漢所出現,以及當地飲食文化的問題。的確,疫情促使西方世界更加深了其對於中國落後傳統文化的印象,以及不時在世界各處爆發不定時的種族歧視行為,但是,在此背後還有對於中國共產黨政權歧視與不信任的問題。12這個問題早在至少胡錦濤時期推動和平崛起、和諧世界的論述之時就已經開始發酵,直到習近平上台之後才真正令不少西方人士確信中國共產政權在本質上的劣質。例如,在西方的觀點中,中國的和平主義是虛假的13(逕自在南海海域設立人造軍事島礁);中國共產黨的一黨專政已經在習近平時期顯露出許多迫害人權、反自由民主精神的問題(包含新疆的集中營以及香港遊行事件);習近平的「帶路政策」演變成一種債務陷阱;14中國政府四處收集情報、滲透到他國社會之中並收買特定人士為中國政府說項,形成一種所謂的銳實力。15特別是在中國崛起的過程中,引起美國對於自身未來發展的不安全感,當面對意圖不明的中國之時,單邊地利用修昔底德陷阱的論述對中國進行各項挑戰,包含我們看到近期暫時告一段落的中美貿易戰。16我們從美國試圖獨自挑戰中國,到後來希望聯合世界其他國家共同反對中國某些被認定為是危害到世界安全的行為時(包含中國廠商華為的5G工程)可以發現,這除了延續冷戰時期的意識形態之爭外,還帶有對於中西方不同政體制度、治理優劣的檢驗。在《華爾街日報》一篇名為〈中國是亞洲真正的病夫〉文章中便提到:
「從過去的SARS、伊波拉、MERS到現在的新型冠狀病毒等疫情,都是在測試我們的體系以及強迫我們自己去仔細思考那些我們原本沒有預想到的事情。如果現在有某種疾病其致死率如同伊波拉、傳播速度之快如同新型冠狀病毒,則美國會如何反應?怎樣的國家體系或是國際體系可以有效地減緩此種疾病所可能造成的災難?」17
在另外一篇西方媒體的報導中也提出類似的反省問題。如果說大家都認為中國可能因為此次新型冠狀病毒的肆虐而促成中國的政治改革、甚至是中國共產黨的崩解,那麼,萬一我們都錯了怎麼辦?萬一最後變成是中國這個威權政體在處理新型冠狀病毒的表現比其他自由民主政體都還好呢?萬一最後是中國共產黨給我們都上了一課呢?18換言之,即便現在有人將中美貿易戰形容成新的冷戰對抗,但其本質已經不是早先的共產主義與資本主義對抗的關係。中國自從實行改革開放以來到現在,已經完全變成現有國際體制與秩序的擁護者了,且中國目前在外交辭令上所慣用的「國家主權」、「國家利益」等概念,也都是從西方論述中所學來。因此,當前中國欲與西方民主國家有所區別的地方便是在於強調「治理」的能力,並且希望中國所推出的治理模式(不管該模式要如何定義或理解)能夠與西方的民主治理模式有所共存,但不一定是取代。共存的道理在於,中國已經具有主權國家的形式或是某種「大國」身份,但是尚未得到足夠的尊重,只能夠透過治理的表現來爭取;臺灣所面臨到的挑戰是,治理的表現已經獲得西方的認同與肯定,但是卻一直無法獲得主權國家的合理身份,而後者又有很強的中國因素在阻饒。
中國因素對於臺灣本身,或是任何一位領導人的挑戰或機會,並非不證自明。中國對於臺灣所提供的經濟利益,就如同中國對世界所提供的經濟利益一樣,均讓雙方在一定程度上獲得互利的結果。中國對臺灣開放市場、開放經貿投資、開放工作機會、開放文化與教育的交流,也同樣發生在中國與世界其他國家的關係之上。但是這種經貿或是文化教育產業的依賴,一旦發展久了,便會引起大家對於中國的恐慌與猜忌,是否在這些交流背後有其他的陰謀存在。早先的孔子學院、熊貓外交,到近期的帶路政策、讓利政策,都很難讓人毫無保留的接受。對於臺灣而言,看到的更加是香港在回歸中國大陸之後的實際發展情況以及言論自由問題。此外,當蔡英文總統第一任當選開始,便將臺灣自我角色的設定,放在一個亞太區域或是全球的框架下對待。這樣的認識角度很刻意地與美國在川普當選總統之後的印太戰略做出結合,而印太戰略又是以中國作為區域假想敵的設想下所形成的政策,因此讓蔡英文總統至少從第一任到現在當選以來,很難在一個不是站在中國對立面的情況之下追求臺灣在區域或是國際間的各項參與。的確,臺灣一直以來便希望在全球化的過程中能夠更深入地與世界其他各國利用全球化中貶抑主權疆界的方式來達到自身所欲追求的國際參與目標。但是隨著全球化逆流的高漲,臺灣似乎更被極右派的聲音所影響,藉由此氛圍滿足自我本身追求自主性的慾望,同樣的國族主義問題其實也出現在中國的外交政策裡。19問題在於,這樣的國族主義情緒,有沒有可能或是如何被(國家)所控制住?20
結語
蔡英文總統的第二任期,充滿許多機會與挑戰。但本文認為,這些機會或挑戰,其實反應出世界正在或是將會面臨的各項機會與挑戰。將蔡英文總統連任之後的政局或是臺灣未來的發展放在世界的格局中來看,臺灣將更符合世界潮流的趨勢去扮演主權國家所應當擔負的責任,並做出對於全球治理、區域治理上的重要貢獻。不過,這個途徑是藉由回應非傳統安全的挑戰與以及與其他國家的聯合「反中」(或是與中國脫鉤)來達成。可以預見的,經歷過疫情的衝擊,臺灣將更向國際社會展現出其優勢,但也將更與中國大陸(在情感上)疏遠。只是在這一波強化主權能力的同時,中國也會因此在其治理的統治權上更加集中與進化21,而非如世人所預料的邁向崩解22。
1. |
德國杜賓根大學政治學博士。現任成功大學政治系專任副教授。主要專長為國際關係理論、中國外交政策、亞洲安全。Email: hjwang@mail.ncku.edu.tw |
2. |
這被中國文化旅遊部、中國外長王毅指責為美國的過度反應、不公平對待中國公民的行為。參見,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China Hits Back at American ‘Coronavirus Overreaction’ with Travel Warning for US,” (February 25, 2020), https://www.scmp.com/news/china/diplomacy/article/3052302/china-hits-back-american-coronavirus-overreaction-travel |
3. |
Alicia Ely Yamin and Roojin Habibi, “Coronavirus: What’s at Stake for Truth, Trust, and Democracy?” Health and Human Rights Journal, (March 2, 2020), https://www.hhrjournal.org/2020/03/human-rights-and-coronavirus-whats-at-stake-for-truth-trust-and-democracy/ |
4. |
Jessica Becker, “Speaking to the Wall: Reconceptualizing the US-Mexico Border ‘Wall’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 Realist and Constructivist Theoretical Framework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Journal of Borderlands Studies, (June 2018), 1-13. |
5. |
Ainonline, “Shutdown of National Airspace System Was ‘Organized Mayhem’,” (October 8, 2007), https://www.ainonline.com/aviation-news/aerospace/2007-10-08/shutdown-national-airspace-system-was-organized-mayhem |
6. |
E. Fiddian-Qasmiyeh, G. Loescher, K. Long and N. Sigona,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Refugee and Forced Migration Studies (Oxford, United Kingdo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
7. |
R. Mehta, “The Nation-State’s Other,” in P. Herman (ed.), Terrorism and Literature (Cambridge Critical Concepts, 2018), pp. 110-127. |
8. |
R.B.J. Walker, Inside/Outsid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s Political The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
9. |
Patrick Thaddeus Jackson and Daniel H. Nexon, “Relations before States: Substance, Process and the Study of World Politics”,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5, No. 3 (1999), pp. 291-332. |
10. |
本文認為,「主權國家」這個概念是屬於當代全球文化中的一部分,有賴各個國家行為體透過社會化的過程,去實踐其中大家所共同認知的價值,例如尊崇官僚體制、市場、形式上的平等,而這些在後殖民的國家中,須要藉由民主化的推動去完成。參見,Daniel Lynch, “Taiwan’s Democratization and the Rise of Taiwanese Nationalism as Socialization to Global Culture,” Pacific Affairs, Vol. 75, No. 4 (Winter, 2002-2003), pp. 557-574. |
11. |
Spiegel International, “How the Coronavirus Made Globalization a Deadly Threat,” (February 4, 2020), https://www.spiegel.de/international/world/infecting-the-world-economy-how-the-coronavirus-made-globalization-a-deadly-threat-a-974703a5-59ca-436b-ae5a-bdfdb7898343 |
12. |
David Shambaugh, China’s Future (Cambridge, UK: Polity, 2016). |
13. |
王宏仁,〈中國大陸的單邊和平外交與關係模式:習近平是新轉變,還是胡調重彈?〉,《中國大陸研究》,第60卷,第3期(2017年9月),頁1-20。 |
14. |
Roland Rajah, Alexandre Dayant, and Jonathan Pryke, “Ocean of Debt? Belt and Road and Debt Diplomacy in the Pacific,” Lowy Institute, (October 2019), pp. 1-30, https://www.lowyinstitute.org/sites/default/files/Rajah%2C%20Dayant%2C%20Pryke_Belt%20and%20Road%20and%20the%20debt%20diplomacy%20in%20the%20Pacific_WEB.pdf |
15. |
王宏仁,〈「銳實力」概念於「後」中國崛起時期之理論化探究〉,《中國大陸研究》,第62卷,第3期(2019年9月),頁1-23。 |
16. |
Yuqing Xing, “China-US Trade War: A Modern Version of the Thucydides Trap,” East Asian Policy, Vol. 10, No. 4, (2018), pp. 5-23. |
17. |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China Is the Real Sick Man of Asia,”, (February 3, 2020), https://www.wsj.com/articles/china-is-the-real-sick-man-of-asia-11580773677 |
18. |
ABC News, “Many Think Coronavirus Is China’s ‘Chernobyl Moment’, but the Authoritarian Regime Could Prove Them Wrong,” (February 28, 2020), https://www.abc.net.au/news/2020-02-27/what-if-china-emerges-even-stronger-after-coronavirus/12005608?fbclid=IwAR158bke5x2OgWexMBr9LWcMkpss288-NAXmBK4RX_lMryoPiMrv_qVNnrs. |
19. |
Allen Whiting, “Chinese Nationalism and Foreign Policy after Deng,”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42, (1995), pp. 295-316. |
20. |
Suisheng Zhao, “A State-led Nationalism: The Patriotic Education Campaign in Post-Tiananmen China,” 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ies, Vol. 31, No. 3, (1998), pp. 287-302. |
21. |
Wired Opinion, “Dictatorships Are Making the Coronavirus Outbreak Worse,” (February 3, 2020), https://www.wired.com/story/opinion-dictatorships-are-making-the-coronavirus-outbreak-worse/ |
22. |
Jackson Diehl, “The Coming Collapse: Authoritarians in China and Russia Face an Endgame,” World Affairs, Vol. 175, No. 3, pp. 15-25. |
(本專欄文章作者意見不代表論壇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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