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在2019年十月,適逢中共70周年國慶。各地方政府均獲得國慶期間將啟動「戰時機制」的相關命令,須嚴密控管「有害信息」以維護「意識形態領域政治安全」,並重點防範「全民共振」、「顏色革命」等造成威脅的公民運動。中央明令要求各部門加強打擊公民社會和非政府組織以及民間維權力量,務必達成「確保盯緊看牢,穩控在當地」,尤其是宗教信徒和少數民族則被列為維穩的主要目標對象。
同年年底,中共當局成立「12.13專案組」,於北京、福建、山東、浙江、廣東、四川等多地,進行公民抓捕與傳喚。此乃繼2015年「709事件」(大規模逮捕維權律師)之後,中共對公民運動最大規模的打壓。本文將說明本次抓捕事件的緣起、背景與後續產生的影響及效應。
二、2019年末大規模抓捕
近年來,中共將所有包含宗教活動、經濟訴求甚至是普通聚會等都視為政治活動。只要其中具有與中國共產黨體制內的命令不一致的想法或行動,都將用最嚴厲的手段消除。
此次全國性抓捕事件的導火線,為2019年12月中的「廈門聚會」。該聚會由多位律師和公民運動人士,赴福建廈門參與。聚會者於會中討論時政和中國未來,分享推動公民社會建設的經驗,卻引來中共官方於全國多地展開大規模的逮捕與訊問。被拘捕人士包含維權律師丁家喜、常瑋平和一般民眾張忠順、戴振亞、李英俊等人。中共在這波打壓中將被捕者冠上「顛覆政權」和「煽動顛覆政權」等罪名,並「指定居所監視居住」用以單獨秘密關押,不准會見律師和家屬。
於此次被抓捕的公民中,多被警方聲稱因持有大量非法武器,因此遭到逮捕。然事實上在中國人民欲在國內取得武器具有相當難度,由此更可顯現中共乃是運用栽贓的手法為異議分子扣上新的罪名。其目的不僅為掩蓋當局抓捕公民的違法性,同時也是為了給這些異議份子加重罪名,以便重判。
三、抓捕行動背景因素
人權組織「公民力量」創辦人楊建利認為,此次廈門聚會案引發的抓捕行動,包含香港與經濟問題兩大背景因素。
(一)香港問題
香港為中共統治下唯一還有公民活動空間的地方,在無法完全關閉這樣活動空間的情況下,使香港不時出現公民為爭取訴求而展開的抗爭運動。同時,中共更因此擔憂香港的公民抗爭運動會對中國的公民社會產生模仿效應。尤其在2019年的中共國慶期間,港人正爆發激烈的「反送中」抗議活動,歷時多月仍無法平習。中共為部署國慶期間的十一維穩工作,公安部於反恐工作會議中,強調要「堅決防止暴力恐怖事件發生」,並將鄰近香港的廣東同樣列為重點防範區域。顯現中共擔憂抗爭事件藉由地利之便蔓延至內地。
(二)中國經濟問題
最近幾年,中共政府時常在經濟不穩時加強政治維穩,如同前述於2015年發生的「709事件」。在「709」爆發前夕,中國股市坍塌、經濟出現問題,因此為控制維權領袖的言論發表,與可能導致的社會恐慌而急於大規模抓捕維權人士。在2015年7月9日起,中共公安局在多達23個省份進行大規模逮捕、傳喚、刑事拘留、帶走、失聯,共約談上百位律師、民間維權人士、上訪民眾及其親屬的事件,部份人士至今仍下落不明。該事件與本次中國大規模打壓公民社會的情形,如初一轍。
2019年,中國同時面臨國內外的挑戰。國內挑戰,在於需求疲軟與豬瘟疫情爆發,衝擊民生經濟;對外則與美國在中美貿易戰中纏鬥,不僅顯著減少貿易順差,經濟成長率更是創27年來新低,種種因素均對中國經濟產生嚴重打擊。而2020年則是中共需兌現多項經濟目標的時刻,包含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以及年底的國內生產毛額(GDP)須比2010年成長一倍。中共於2019年遭遇國內經濟削弱與外部環境惡化的窘境,是否仍能順利於2020年實現全面脫貧,可謂對中共政權帶來不小的壓力和挑戰。在內憂外患的情況下,為達成經濟目標而大力加強社會維穩工作之舉,與「709事件」的背景因素可謂不謀而合。
綜合上述的兩項因素,中共於2019年末展開大抓捕以壓制公民社會,似乎是有機可循的。
四、為何武漢肺炎疫情蔓延:公民社會缺位下的國家治理
中共自胡錦濤時期開始,即以「維護國家局勢和社會的整體穩定」之名,對於國內維權人士與異議份子進行嚴密的監控與打壓,並將「維穩」列為國家重點工作之一。自2012年習近平上任國家主席後,不僅透過「打貪」以肅清政敵,維穩手段與經費更是日趨加重。透過打壓國內公民社會的活動空間、控制傳媒和網絡、立法規管境外非政府組織,用盡各式手段大幅壓縮公民言論自由、集會自由、宗教自由與網絡自由等人民基本權利。嚴格的社會管控不僅導致經濟萎縮,維穩體制亦正在不斷耗竭國家財富資源。
其中在網路管制方面,中共透過高築防火牆、封鎖互聯網,將中國網際網路控管成為中共區域網,使廣大公民無法獲取自己需要的相應信息,無法全面客觀獲取真實信息。隨著中共當局對網路控制的日益加強,對公民言論與信息的封鎖亦趨嚴酷。一些公民設法通過破網軟體與技術來翻牆上外網,均會遭到中共當局的嚴厲鎮壓,包含被警告、斷網、罰款、甚至勞改與判刑。
中共當局以維穩之名加強整肅公民社會,雖能達到「一言堂」與社會安定之表象,實質上則可能產生兩種結果。其一為愈嚴格實行公民抓捕將更使公民產生反彈心態,衍生如香港返送中運動的後續大規模抗議活動;其二則為言論自由管制,將使中央政府失去自民間獲取信息之管道,而無法及時掌握社會脈動,近期武漢肺炎的大規模快速傳播即為一例。
2019年12月30日,李文亮等8名武漢醫生曾在微信群發布有關華南海鮮市場疫情消息。然而示警消息不僅被中共中央忽視病毒可能的嚴重性,更強力壓制與疫情相關之言論。隨後武漢警方以「在互聯網發佈不實言論」傳喚率先發表疫情信息的諸位醫生,使其被冠上「造謠者」之名並被迫簽下「懲罰訓誡書」。直到今年1月底,中國政府才終於坦承疫情,然官方卻始終未認錯,民間輿論則轉而將李文亮視為「吹哨人」。2月6日晚間,中國公民社會在對政府防控措施的種種不滿以及疫情快速擴散的壓力下,各種悲憤、懊悔的言論因李醫師病逝消息的曝光而隨之於網路上蔓延,「李文亮醫生去世」、「要求武漢公安廳下跪道歉」等詞彙一度成為中國各大網路社群平台的「熱搜」關鍵字。與此同時,中共官方為平息億萬網民的憤怒,要求院方依照指示進行象徵性搶救;中宣部則發並命令要求媒體對相關消息「穩妥控制熱度」並「逐步撤出熱搜」。此番「政治性搶救」的行為立刻再次激起公民社會的不滿,網民們怒吼要求官方政府出面道歉、公開真相,並要求擁有真正的言論自由。「我要言論自由」的話題迅速在微博上延燒,但不久後即被全面刪除相關關鍵字。
爭取言論自由的活動雖僅歷時短短一夜即被迅速下架,所引發的效應卻仍持續在中國公民社會中發散。其中最廣受關注的為由多位資深學者共同屬名,題為「唯有改變,才是對李文亮醫生最好的紀念——致全國人大、國務院並全國同胞書」的公開信,內文提及「應釋放所有因思想、信仰、言論、政見和信仰遭受刑罰的公民並予國家賠償;以及全面反思近年國內外政策」等六大訴求。該文不僅已廣傳於中國內外,亦引起不同階層及群體紛紛透過公開信表達爭取言論自由、媒體報導自由和網路言論自由以及要求中國政府進行反思與改革等相關訴求。
五、結論
此次因武漢肺炎進而開展的「公民覺醒」,應是中共官方所始料未及的。當前因疫情,而無暇即刻對公民社會進行強而有力的壓制。日後,中共政府是否得以確實了解公民社會的強烈不滿,實際上來自於對體制長期積累的弊病,進而檢討並改革,值得後續關注。
過去幾十年來,中共獨裁體制出現的社會問題,每每讓中國民眾與世界各國,為其承擔代價。從2003年的SARS、2008年的毒奶粉、2019年的豬瘟以及這次的武漢病毒,顯示中共在欠缺公民社會監督下,採取的仍是一言堂式的決策模式:先粗暴封鎖事實並逮捕異議者,並評估該事件對社會穩定的影響,再決定是否與以公布,以及如何公布。中共極權體制或許在某些政策的推動上,出現了所謂的高效率,但這種作法是建立在權力集中的基礎上。在欠缺市民社會的監督,以及常規性的政治反對力量的制約下,以習近平為核心的中共領導集體,應該為這次的疫情負責,並慎思如何改進中國千瘡百孔的醫藥與公共衛生體制。
在欠缺公民社會監督下,本次疫情的蔓延,也讓習近平頌揚的「中國夢」、「中國之治」、「兩個一百年」以及「治理現代化」等口號,看起來格外諷刺。武漢肺炎重創了中國的國際形象,也對於所謂的「中國模式」出現了更多的質疑與批判。在歷經20多年的經濟快速起飛後,中國治理模式的後遺症與侷限,也一一浮現。若中共不能設法從體制層面進行改革,則武漢肺炎事件,可能將是吹響中共極權體制崩壞的一個哨音。
(本專欄文章作者意見不代表論壇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