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美「中」貿易戰可能達成初步協議的訊息逐漸釋出,大家對於美「中」戰略競逐的趨勢感到好轉,國際股市也有部分正面反應,所謂美「中」「修昔底德陷阱」的可能性逐漸較少被提起。但是,由於美「中」戰略競逐也出現長期化的趨勢,因此,我們有必要對美「中」戰略關係進行長期觀察,研析其可能衝擊,甚至針對如何採取因應對策,進行交流與研討。
近年來,美「中」兩國在各領域的競爭日趨明顯,首先是中共的諸般戰略作為逐漸擺脫鄧小平「韜光養晦」的指導原則,更傾向以積極主動的作為,鋪陳其對外戰略與全球布局,甚至在全球治理層面上,也不斷尋求參與空間,或者是積極參與國際體制與規則的改變。舉其瑩瑩大者,包括對亞非歐三大洲等地諸多國家推行的「一帶一路」倡議,輸出其基礎建設能量,並透過投資與債務提升影響力;中共也戮力進行軍事現代化,不僅積極擴增新世代航母、巡航艦、戰機、洲際彈道飛彈與太空戰力,乃至進行軍事改革,重建現代化聯戰指揮體系。
相對的,無論是美國在亞太地區的戰略部署乃至外交作為,抑或中共對區域發展及全球性體制的規劃佈局,都有相當的針對性。尤其從美國川普總統上任後,屢次宣示把中共視為對手,要透過談判解決彼此歧見與矛盾,甚至頻頻對中共施壓,迫使其在區域安全到經貿議題上讓步,以達成其所謂「美國優先」的選戰政見。
因此,當美國川普總統花了一年多的時間,不斷透過片面對中國大陸進口商品加徵關稅(或宣稱即將加徵關稅),以及針對華為、中興科技等大陸廠商進行零件、原料出口限制,期間美「中」兩國多次進行談判,然後又數度談判破裂。在此背景下,外界多半用「貿易戰」來形容雙方的經貿關係,而且,諸多國家與評論者認為美「中」即將或已經進入戰略對抗,甚至有可能漸進走向軍事衝突或戰爭,誠如知名學者艾利森(Graham T. Allison)用「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 Trap)來形容美「中」兩國關係的處境,隨著艾利森訪台行銷其著作中文版,此一議題再度被炒熱,成為媒體筆下標題聳動的新聞,而非客觀理性的討論。特別是當美「中」貿易戰愈演愈烈,戰線從課徵關稅延燒到技術轉移、智慧財產權保護、商業機密竊取等,美「中」兩國能否找到平衡點,殊為世人關切的焦點。
由於美「中」關係涉及了世上唯一超強和可能挑戰其地位的區域強權之間的競爭與合作,其互動結果可能導致國際政治體系的重大變遷,從而衝擊全球政治、經濟與安全等領域,因此,我們有必要深入檢視「修昔底德陷阱」之概念,並進一步探究其可能發展,乃至對區域和各方的可能衝擊。
從國際關係理論的角度觀之,「修昔底德陷阱」實則觸及了權力轉移理論(Power Transition)、國際體系論、民主和平論等領域,若未能深切體察其複雜深刻的內涵,就容易使討論淪為瞎子摸象,而無法釐清議題的根源與可能的發展路徑。作為學術社群的探索者,我們實有必要重新檢視美「中」逐步走向對抗態勢的過程,並從中找尋對抗要素不斷累積的原因,思索能否從中得到一些經驗教訓,然後再進一步探索能否得到解方的蛛絲馬跡。
壹、什麼是「修昔底德陷阱」?
古希臘歷史學家修昔底德認為,公元前5世紀雅典崛起引起斯巴達警惕和戰爭,是一種普遍的歷史模式,新興強權對現狀強權的挑戰多以戰爭告終。艾利森引用了歷史上16個案例,說明只有4個未以戰爭告終,他認為美「中」關係即處於「修昔底德陷阱」的困境。
從國際關係理論來觀察,現實主義典範強調權力政治,假定任何國家在國際體系內皆會努力追求權力,並擴大權力。「修昔底德陷阱」事實上也是在此假設之下發展出來的,現狀強權國家力圖維持霸權地位,崛起強權國家想挑戰現狀強權國家,或者取而代之,就是權力政治的必然。
而且,「修昔底德陷阱」的邏輯跟奧甘斯基(A. F. K. Organski)在1958年提出「權力轉移理論」(Power transition theory)是若合符節的,亦即當一實力正在崛起的國家,若與霸權國家的能力相近,且對當時國際秩序現狀不滿之時,即可能發動戰爭。但是,單純從權力政治來評斷兩個國家是否會爆發衝突,還有其他因素必須考慮進去,例如國家屬性、制度差異、領導人意圖等。
另方面,「修昔底德陷阱」其實也和「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的成因類似,即一國在國際體系中追求擴大權力的同時,會被敵對國家認為係其安全威脅,從而採取類似增強實力之作為,當此種作為相互惡性循環,戰爭爆發的可能性即大為增加。
從艾利森的著作來看,他想用「修昔底德陷阱」的概念來提醒兩國,如果沒有善用智慧,協商出雙方可以長期共存的和平,後果將是災難性的,因此,他更像是一個概念的創造者,巧妙地把幾個國際關係的邏輯融合成一體,從而提出詳細的論述。但是我們也必須承認,這個概念也有其模糊性。
貳、美「中」有沒有陷入「修昔底德陷阱」?
2017年美國川普總統上任以來,矢言反轉歐巴馬總統諸多政策(anything but Obama),也多次提及要對中共強硬起來,要求中共嚴肅解決貿易逆差等問題。在他上任第一年的對外工作重點放在北韓核武發展與飛彈試射問題,他多次強調希望中共能發揮對北韓的影響力,雖然最終他實現了和金正恩的會面,但他似乎並未對中共所發揮的作用給予高度肯定。
從2017年末起,川普政府相繼發布《國家安全戰略報告》與《國家防衛戰略》,指明美國主導之世界秩序面臨各方挑戰,首要威脅為俄「中」尋求改變現有國際秩序,並將中國列為戰略競爭對手。2018年的工作重點就變成對中國大陸商品課徵高額關稅,以迫使中共改善貿易逆差,增進對智慧財產權保護,擴大開放市場,並須嚴禁再次竊取美國商業機密,亦不得要求在大陸投資外商強制科技轉移。此外,川普政府任內也宣示要擴建海軍規模,成立太空指揮部,同時也多次在南海實施自由航行行動。
若觀察中共在習近平上任後的作為,我們可以發現,他首先透過強力反腐清除政敵和政治舊勢力,接著推行深化改革、依法治國、軍事改革等內部治理,同時對外方面更加積極有為,推行大國外交,構建「一帶一路」建設,力圖將影響力擴及區域之外,尤其中共在南海進行島礁吹填與軍事化建設,同時擴大海空軍巡弋範圍,使周邊國家一方面感受到壓力,另方面又受到基礎建設投資的經濟吸引。我們可以發現,當川普就職近周年時,也是北京聲稱已經取得重大成就「砥礪奮進的五年」。
從「修昔底德陷阱」的概念來觀察,美「中」兩國的確是慢慢增強對抗的趨勢,中國大陸作為崛起的強權,希望將自身影響力向東擴增至太平洋「第一島鏈」之外,向西橫越印度洋抵達非洲東岸,美國則在川普政府宣稱「美國優先」之下,反制中共的擴張性作為。
論者或謂,2018年中共的修憲讓習近平取消國家主席的任期限制,是美國決定更堅定對抗中共的重要因素,因為這等同於中共徹底宣布不會接受西方民主思想,也印證多年來交往政策的失敗。在爭議頗多的川普執政時期,在野的民主黨幾乎在所有議題上都跟川普唱反調,只有對華政策幾乎完全沒有親中的聲音,這在過去多年的華府政壇是相當少見的。
即使是屬性和平的貿易議題,在川普政府的操作下,成為向中共開炮的工具。大家都清楚,關稅戰只是一個藉口或開端,美國介意的是中共透過國家力量對國有企業進行補貼,並意圖在高科技產業方面取得世界領先地位的「中國製造2025」。但是,如果以關稅作為主要的武器,能否達成打壓中共科技發展的目標呢?相信大多數經濟學家都會持否定觀點,惟美「中」若長期進行經濟競爭,全球經濟最終極有可能發展成為兩套平行運作的經貿規則、科技標準和國際體制,也就是大家常說的「脫鉤」(decoupling),如果此一場景成真,過去長期全球化的路徑就將被重新改弦更張,從而導致市場、資源分配和供應鏈的重組,過去因為全球化造成的成本降低、效率增進等,也將形成另一種面貌。
在現實層面上,目前美「中」雙方由於利益盤根錯節地深入交織在許多方面,若要生硬進行「脫鉤」,短期內是不可能也不可行的,以當前中國大陸的市場規模和供應鏈的完整度來看,要在短短數年間找到可以替代的經貿夥伴,幾乎是不可能的。
從國際政治體系的結構來看,當前「一超多強」的國際體系尚未產生結構性的變遷,雖然從許多指標上,美國看似在衰退,而中共崛起的態勢尚未停止,但是中共作為跟美國同等級的競爭者(peer competitor),仍是力有未逮,我們只能說,美國作為世界唯一的超強多年,目前對於要不要支付所謂的「霸權成本」,開始有內部的不同意見,而川普正好是代表這股意見的政治人物,而且當選了總統,所以,在他「美國優先」的口號下,美國出現了若干「孤立主義」的作為,而中共的確在某些議題與領域(例如氣候變遷、反對貿易保護主義等)填補了一些真空。但是,若美國的傳統建制派在川普之後重新掌權,相信還是很有可能回到傳統的單邊主義外交路線,屆時的美「中」關係才是真正的考驗。
最後,再從川普和習近平的人格特質來看,兩人都是非傳統、非典型的領導人,都非常願意承擔風險,對自己國家的未來都有非常宏遠的目標,在自己選定的戰場上,都非常堅定的堅持自己的戰略戰術戰法,而且,目前兩人也都在內外部諸多議題上面臨挑戰,一旦需多議題膠著不前之際,兩人還是有可能會暫時休兵,找到戰略喘息的空間與機會。尤其川普是商人出身,對於戰爭可能帶來的經濟損失還是會有顧慮的,而習近平在解放軍軍事轉型行尚未完成,即貿然以戰爭來驗證成效,可能性應該也頗低。因此,短期內要看到美「中」走向軍事衝突,可能性極微。
至於兩國是否會繼續朝向「修昔底德陷阱」所鋪陳的邏輯發展,有幾個非常重要的指標可以觀察:其一是中共是否在綜合國力更強大之後,產生與美國爭雄的企圖心?在中共經濟增長放緩,支撐其向外擴張影響的力道恐亦將受到影響,在雙方貿易戰開打後,中共也發現了自己的若干弱點,所以,筆者論斷短期內應不致發生,而且,觀察大陸近年對於強權興衰的研究,大陸對於歷史上諸多強權因為帝國戰線的過度延伸導致崩潰,還是比較有所警惕的,特別是目前中共還不算真正建立起帝國般的勢力範圍,更會有所警覺。
其次,美「中」雙方是否為了競逐勢力範圍而開始採行結盟政策?從兩國在東亞的盟邦關係來看,美國在日韓皆有駐軍且有長期安全條約來維繫其主導的區域安全架構,但是,在川普任內不斷要求日韓增加國防支出與承擔義務,相對的,日韓也會開始懷疑美國是否仍願成為區域安全的主導者與領導者。中共缺乏如同日韓一般的盟友,近年俄國因為同遭受美國敵視,和中共有較多安全合作,但雙方安全關係僅能體現在軍購和局部聯合演習上,兩國先天相互的警戒心並未完全消除,俄國也不會把最先進武器出售給中共,一則擔心成為未來自己的安全威脅,一則中共的逆向工程開發出類似系統,在對外軍售上也製造了競爭者。因此,目前也看不出美「中」雙方為了競逐霸權而開啟結盟政策,相對的,兩國走向「修昔底德陷阱」的物質基礎就較為薄弱。
更關鍵的是,由於近年對「修昔底德陷阱」的討論極為豐富,美「中」兩國都有許多學者進行研究,雙方也都可以得到戰爭對雙方皆為不利的結論。不過,美「中」戰略競逐如果是一個長期的趨勢,現在所做的任何判斷,在未來都可能出現極多變數,所以,任何利害相關人也都應定期對美「中」關係進行檢視,以找出影響雙方關係的關鍵驅動力,並臚列避免衝突的方案。
(本專欄文章作者意見不代表論壇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