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英文原文與註解請參考https://www.cambridge.org/core/journals/china-quarterly/article/love-the-tree-love-the-branch-beijings-friendship-with-lee-kuan-yew-19541965/81D4D80242CEF91D2E0B067EA840D714)
前言
學界常懷疑1950與1960年代李光耀建國時,北京藉族群聯繫操作新加坡共黨暴動,因此中國身份認同往往也被認為有損新加坡的國家建構。雖然中共介入巔覆活動的證據薄弱,但眾多相關論述占主流地位,使許多反對李光耀的政治人物被指為「共黨」。這些「共黨」未經審判即遭監禁多年,至今未得平反,諸多族群與意識型態考量也衍生出當今新加坡的語言與種族政策。
不過,雖然李光耀從1950年代末開始反共,中共照理應當時就反對李光耀,然而,對他的批評卻始於1960年代末期。時間差表示中國操縱新加坡共黨的論述值得重新思考。從大結構來看,北京在韓戰後努力向中間地帶的國家與政府爭取友誼,鼓勵海外華僑減少與祖國的政治連繋。新加坡當時正努力擺脫殖民,反美氣氛濃厚,也與中國有密切的貿易關係(1959年是中國第十大貿易伙伴,1960年代成為中國僅次於香港的第二大外滙來源),中國似乎沒有理由藉華人的民族意識,在新加坡發動共產革命。
新加坡第一任首席部長馬紹爾(David Marshall)訪問中國留下的紀錄中,中國關心新加坡反殖運動遠超過共黨革命。韓素英與Geoff Wade也指出北京並未利用海外華人對抗李光耀,周恩來甚至支持李領導馬來西亞。本文以中國外交部開放至1965年的資料為基礎,認為李光耀在意識形態與身份認同上向中國靠隴,讓北京覺得他要建立一個親中國家,因此默許李鎮壓政治對手、配合李對抗吉隆坡,並積極遊説印尼承認新加坡獨立,北京事實上支持李光耀,其做為也有助新加坡建國。
李光耀與北京的那些「第一次」
主流論述的新中關係,多依李光耀的自傳,指1965年8月9日獨立後一直到1970年代初,和北京並無外交接觸。但實際上新加坡甫獨立,8月18日派高德根(時任新加坡駐馬來西亞最高專員)就赴香港見新華社副社長祁烽,向北京傳訊。9月29到10月1日間,由杜進才副總理、教育部長王邦文,與外交部長S. Rajaratnam,也在肯亞與坦桑尼亞拜會中國大使王雨田與何英,向北京傳訊。
獨立後就有此層級接觸,可見獨立前即有基礎。雙方的第一次聯繋紀錄是在1957年12月8日,由李光耀透過Alex Josey (李的秘書,世界第一本李光耀傳的作者,另一説是英國軍情六處的特工)聯絡在蘇聯的貝卻敵(Wilfred Burchett),通知中國外交部情報司長龔澎,說明李光耀希望訪問中國。此後的連繋由Alex Josey與中國人民外交協會處理。1958年4月3日,協會收到通知李光耀將於9月訪問中國,但4月17日又收到通知取消。
李光耀首次派人正式訪問中國是於1959年10月26日。易潤堂與陳翠嫦經中國駐丹麥使館與香港中國旅行社安排,訪問中國一週。前者是李光耀的秘書與立法議員,後來也出任不同內閣職務。後者是王邦文的妻子,也是立法議員。接待他們的是廖承志,廖當時雖然主管華僑事務,但卻是以亞非團結協會主席身份接待。
首次官方接觸是在1961年2月11日總理秘書F J D’costa 致函中國駐印尼大使館,說明副總理杜進才計劃五月訪問莫斯科後訪問中國,並附上護照詳細資料。周恩來指示立即配合辦理,但5月12日F J D’costa 通知取消。
李光耀本人於1962年5月在香港與中共官員首次接觸,並與周恩來間接對話。1959年後,易潤堂成為李光耀與北京主要接觸人,並於1962年5月23日通知北京,李光耀希望與「北京的朋友」談話。北京方面立即配合,由陳毅與周恩來擬定談話內容。5月28日李氏夫婦偕易潤堂與新華社梁上苑、祁烽、譚幹、薛景章等人會談,中共港澳工委與廣東省外辦雖未參與會談,但在外圍協助並聯繋北京,因此會談極有效率。李光耀提出的要求於29日就獲得北京答覆,雙方於30日李光耀離港前再次會談。
李光耀與中國外交官員首次正式接觸應是在1962年9月25日,當他訪問柬埔寨時由施亞努(Norodom Sihanouk)安排,與中國大使陳叔亮在機場見面,他們也在國宴上並肩而坐,談話內容迅速傳往北京。
李光耀與北京的互動,1954-1959
由於雙方從李光耀執政前就有交往,因此要瞭解李光耀執政後與北京的關係,應回顧執政前的互動。李光耀進入政壇後,以其左派身份及親北京的言論,在反共的艾森豪政府留下許多負面印象,懷疑他是地下共黨,試圖建立親中的社會主義馬來亞 (Socialist Malaya oriented towards mainland China)。相對而言,北京對李批判殖民主義、支持華校、強調華人身份,與稱讚毛澤東與共產主義等語,皆有詳實記載,自然也對李有好感。
李在1957年中旬遭逢人民行動黨內鬥,對手主要是受華文教育且對傳統華人選票有吸引力的派系(也就是所謂的「共黨」),因此若李訪問中國,將大有利其支持度。人民行動黨的黨內衝突是公開的,因此允許李訪問意味中國對李的支持。
北京十分小心安排李的訪問。接待單位是中國人民外交協會,表示把李當外國人而非華僑,是尊重新加坡民族主義的表現。而同意李參加十月一日國慶,等於等於對李在人民行動黨內鬥中的政治支持。後來李取消中國行的主要原因,應是他取得馬來亞共黨領袖方壯璧的支持,故毋需再前往中國爭取選票。
即使李光耀取消行程,卻不影響北京對他的觀感。北京形容新加坡當代最有名的「共黨」林清祥只是「進步人士」,而李光耀則被形容為「對新中國有好感」。簡言之,中共和美國都認為李光耀試圖建立一個親中國家,而李的反殖與族群態度都讓中共滿意,故願給予支持。因此李成為總理後,需中國協助時。同樣也使用反殖與族群語言爭取北京支持。
反殖與族群語言
李光耀剛贏得1959年大選就批評美國金錢介入大選,稱讚中共保持中立,而易潤堂與陳翠嫦訪中更確認了李光耀的親中態度。廖承志因而承諾易潤堂與陳翠嫦將協助李光耀對抗英美,李光耀與其同僚因此也常以英美壓迫為由,尋求中國的支持。
例如當新加坡無法履行與中國互訪的承諾,總是怪罪英美。需要中國支持新馬合併時,就稱東姑阿布都拉曼 (Tunku Abdul Rahman) 不是英美傀儡。但當李和吉隆坡有衝突時,就批判阿布都拉曼聽命於英美。惟英美相較,中方多強調美國比英國危險,是新殖民主義者。中方特別欣賞李的反美態度,周恩來稱他是政治家,對他寄予厚望,盼他聯合英國與馬來西亞抗拒美國帝國主義。
李光耀也很注意華人性,首次派到中國的易潤堂與陳翠嫦,都是華人教育出身,易甚至曾是「共黨」。他們在中國常表現十分恭敬,強調需要中國來提高新加坡的文化,也稱人民行動黨的婚姻法來自中國。廖承志則表示很高興由華人李光耀(而非馬紹爾)執政。
華人身份如此受歡迎,李1962年在香港與北京間接對話時,全程用他不熟悉的中文與中共對話,稱新加的華人對祖國有感情,為了不要傷到新加坡的華人,盼中國支持新加坡與馬來亞合併。李光耀與陳叔亮談話時,也強調自己常聽北京的廣播,三個孩子都唸華校。陳叔亮因此向北京回報:李光耀公開展現對中國的感情。
總之,1959年執政後,李光耀持續告訴北京自己努力建立一個和中國有類似族群與意識形態的國家。那麼,北京要如何協助李?
北京對李光耀的支持
一.國族認同
中國支持新加坡的民族主義,自然鼓勵新加坡成為國家。早在1956年,周恩來與陳毅都向馬紹爾表示,新加坡是很有希望的國家,盼能與馬來亞合併後獨立。1959年中國對李光耀也持相同態度。廖承志告訴易潤堂與陳翠嫦,北京瞭解馬來人與華人的敏感關係,盼華人與馬來人能建立獨立的馬來亞,因此希望人民行動黨與中國的關係保持低調。雖然理論上新加坡還不能有外交關係,但廖提醒「新加坡過早和中國發生外交關係,就會阻礙新馬合併。」李光耀必定常向中國表示發展官方關係的願望,因為周恩來在1962年告訴李相同的話,「中新建交恐怕有困難…我們是可以等待的。」
北京視新加坡為國家,因此遵其華僑政策,視大多新加坡華人為外國人,不斷地解釋希望華人落地生根,與中國斷絕政治關係。在行動上北京以中國人民外交協會處理李光耀訪問事,或廖承志以亞非團結協會主席身份接待易潤堂與陳翠嫦,都是顧及新加坡當時的民族主義與國族認同。這也是為何Geoff Wade 發現李光耀曾告訴倫敦,北京並未試圖與新加坡的華人結盟。
李光耀知道北京期待他結合馬來人與華人建立國家,自然會利用北京對付來自華人與馬來人的挑戰。
二. 社會主義陣線
要結合華人與馬來人,首先要能成為華人領袖。人民行動黨內許多與李不睦又受華教的政治人物,在1961年另組社會主義陣線。前述1958與1961年李光耀與杜進才請求訪問中國,時間上剛好反映人民行動黨內鬥。中國兩次都接受訪問的要求,表示是支持李光耀,而非「共黨」。
李在香港與北京的對談,時間上也正值他與社會主義陣線為合併問題鬥爭的高點,當他知道北京迅速答應他派貿易訪問團去中國的要求,中方發現他「情緖似乎很好」。李應是把派團事當備案,準備社會主義陣線在合併公投占上風時再啟動,但人民行動黨在公投中獲勝,貿易團事也一直擱著。
經中國不斷地追問,易潤堂在1962年12月赴香港與新華社社長梁威林談訪問事。出中方意料之外,李改變原來計劃,要求要在1963年五一勞動節訪問中國,且希望周恩來公開邀請。周恩來開始懷疑,要求談判人員查清楚。中方決定先派人到新加坡與李光耀直接談。易潤堂先於1963年2月表示歡迎,後又於3月表示受到英人阻撓。北京感受不到誠意,故暫時擱置訪問。
李光耀主動要求訪問中國也有國內政治背景。李和吉隆坡與倫敦從1962年12月起就計劃以反共為名,對社會主義陣線大逮捕,最後在1963年2月實際進行。如果周恩來公開邀請就等於同意這個行動。此外,逮捕之後北京仍繼續和李商議訪問事,可見根本不在意這些「共黨」。
三. 東姑阿都拉曼
馬來人對任何中國事務都很在意,因此也特別容易被操作。1961年李光耀面臨黨內挑戰時,在四月警告東姑若無合併計劃,新加坡很快會落入共黨之手,五月東姑就宣佈合併計劃。杜進才取消1961年五月的訪問,應就在於李光耀已取得吉隆坡對合併的支持。因為在這個敏感時期,杜進才訪問中國雖有利華人支持、但也會影響吉隆坡的態度。
北京一直非常配合李光耀處理馬來人的關係,在香港會談時,北京認為李想在合併後在馬來西亞政治更上層樓,故同意李派遣新加坡訪問團赴中的理由之一,就是想提升他在東姑面前的地位。不過合併公投結束後,李對東姑阿都拉曼的態度轉為對抗,李和中國的關係就成為騷擾東姑的工具。
例如李在回憶錄中,批評東姑在1964年初,對他與周恩來的信件往返事,反應過於激烈。但從中國的檔案中看來,東姑的強烈反應是李光耀和北京共同設計的,目的是增加新馬摩擦。華人與馬來人互相懷疑不久後就形成流血衝突,也促成1965年的新馬分家。
獨立時刻
獨立時李光耀透過高德根要求北京能發「一張賀電使新加坡一百餘萬華人高興」且以「一貫愛護華僑的心情愛護他」。順著這個愛護的心情,對人民行動黨也要「愛屋及烏」。李特別告訴北京,美國沒有介入,但英國已先同意獨立,聲稱再十五年內新加坡將一統沙巴、沙勞越,汶萊及馬來西亞成立新國家。以上皆與韓素英訪問周恩來的內容類似。
李光耀也希望中國協助排斥馬來西亞參加亞非會議,因為「新加坡地位提高,可以搞垮東姑」,但中國拒絕。中國支持新加坡獨立,但沒有必要多傷害馬來西亞。
新加坡獨立時北京初步決定承認,也透過中國銀行行長南漢宸發出友善聲明,但承認事還是需要印尼同意。高德根在香港傳訊時,陳毅正在雅加達努力説服蘇卡諾承認新加坡,「我們是主張承認新加坡的…新加坡人民要反帝反殖,不能使新加坡人民失望,要支持新馬人民和真正的進步力量」。但是蘇卡諾拒絕接受李光耀是進步力量的説法,因此陳毅只好決定「你們先承認,我們後承認,你們拖,我們也拖。」
新加坡知道北京的善意,因此杜進才、王邦文、S. Rajaratnam到肯亞與坦桑尼亞向北京傳訊,要求中國不要聽信印尼,重申新加坡反殖,批評馬來西亞歧視華人,期望中國儘早承認。但是中國大使已獲北京訓令,只能強調雙方關係總有一天會改善。
結論
新加坡內閣部長們在1965年10月傳訊北京時,印尼正開始革命,1966年6月就承認新加坡。在此同時,中國外交開始激烈左傾,而獨立後的新加坡因經濟需要,開始向華盛頓靠隴。李光耀分別在1967, 1968與1969訪美。新加坡靠向華府,故不再是親中也不再是反殖,北京對新加坡的激烈批評也是由此而起。主流學界不應以1966年後的中新關係,概括之前北京與李光耀的關係。中新間1970年後的接觸,其實是老友重聚。
1965年之前,缺乏清楚的證據證明中國利用海外華人的忠誠思維對抗李光耀,但李光耀卻清楚地利用海外華人的忠誠思維,做出要建立第三中國的姿態,爭取北京的支持。北京重反殖勝於推動共產主義,因此沉默地支持李光耀,而非所謂「共黨」。北京配合李光耀的政治需求,當新加坡「共黨」被鎮壓時坐壁上觀,暗助李光耀對馬來人的策略,也積極遊説印尼承認新加坡。
因此,北京在新加坡建國的過程中扮演的是正面角色,李光耀數次取消訪問中國也顯示,中國只是他處理內部敵人與對抗吉隆坡的工具,並非主要敵人。但由於李利用共黨威脅論達成獨立,中國在當今人民行動黨的論述中,只能永遠是建國時的敵人。
(本專欄文章作者意見不代表論壇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