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逃犯條例》修訂風波,起初如同一隻蝴蝶振翅擺動,旋即吹起強風,最後發展成龍捲風,肆虐整個香港。
這場風暴的成因錯綜複雜,在「反送中」的訴求底下,蘊藏著強烈的反中意識。同樣潛藏在深沉底部的激流,則是社會經濟的結構性矛盾,具體表現在貧富差距、房價高企以及青年苦悶上。
這場風暴以和平、流行、非暴力為主調,後來演變成情緒化對抗,出現暴力與破壞的變調,被濃濃的仇恨氛圍籠罩,陷入難以歇止的內耗。風波可能因為抗爭者疲憊或是當局讓步或鎮壓而休止,但即使獲得「真雙普選」的民主權利,如果不能直面盤根錯節的深層次社會結構矛盾,大力推動社會改革與經濟解構,建設多元性健康的經濟結構以及市民得以安居樂業的共享型家園,則香港將永難擺脫無休無止的動盪,永難構構公平正義的社會,而一場接一場政治抗爭的磨難也將白費苦工。
隨著抗爭擴大開展,「解決深層次結構矛盾」日益成為社會各方與中國大陸的共同話語,咸信這是「香港病」的根源,其危害甚於高度自治不能落實。這個診斷起於香港本地,後來陸方跟進,《新華社》9月4日發表《沉重的底色與扭曲的方向——香港修例風波背後的一些社會深層根源》一文,解析港人切身感受的主要困境,包括:經濟結構與社會資源分配的嚴重失衡,導致青年看不見未來;嚴重扭曲的樓市,使得中產階層與底層民眾同樣艱苦度日;社會整體又在一波未平一波繼起的政治抗爭中不斷折騰。
這場抗爭的主要矛頭是對準港府與中央的,現在修例雖然撤回了,但雙普選落實無日,港人抗爭不會休止,但在此同時,香港社會如果只爭「雙普選」,而不能緩和「雙矛盾」,也就是在政治民主之外,爭取經濟上的平權,則港人的悲苦命運將無以揮別。在街頭抗爭的港人,對於底下潛藏的深層矛盾,雖多有清晰認知,但迄未提出大刀闊斧翻轉既得利益結構的抗爭行動,所以算是半吊子的社會運動。
民主選舉雖不能解決香港的深層次困局,但普選若能完整體現,則不僅可以邁向高度自治的新局,也能成為社會與經濟改革的有力制度支撐,絕對有利於改革的深化。但是,如果抗爭的民眾只是空喊民主口號,卻無法認清社會必須做結構性轉型的重大課題,同時擘劃行動綱領,則所推動的改革必然流於表層,無法從根化解社會危機。
長久以來,香港深層次的經濟矛盾日益尖銳,積累成巨大的社會問題,體現在青年眼中,則是未來根本看不到亮色。一般港人最切身的感受,無疑是攢錢的速度絕對比不過房價上漲的速度。香港不同區域、不同房型價格儘管不等,但絕大多數每坪約台幣二百萬,從2004年至2018年,房價平均漲了4.4倍。至於月收入,20年前,大學畢業生一般可拿一萬港元,現在只「漲」到一萬二、一萬三。按國際勞工組織2018年的資料,從2008年到2017年,中國大陸的實質薪資成長率達8.2%、澳門1.6%、韓國1.2%,台灣的實質薪資成長僅0.2%,香港甚至落後於台灣,只有0.1%。正是房價高漲、薪金收入停滯,導致香港自有住房比例下降,從2003年至今,香港的住房自有率從53%下降到48.9%。這個數據的背後,無非是財富更加集中,導致多少青年自有住房夢破滅。
中產階層一向是中堅力量,是社會的穩定器。但在香港,這個穩定器正在失靈,擔憂向下墜落的「中產焦慮」非常突出。香港特區政府運輸及房屋局前局長張炳良將這個問題概括為「中產階層的基層化」,就是說,這個階層的教育水準、文化認同是中產階級,但實際生活已經達不到中產階層的水準,而與基層趨同。
香港2018年月薪中位數為1.75萬港元,公務員和教師中位數2.84萬港元,不吃不喝,年收入只能買約一坪大的房子。在香港,房產是富人的財富,是中產昂貴的門票,多數中產者為了獲得這張門票付出巨大的代價,包括極高的負債、透支性的消費以及束縛性的職業生涯。持續增長的高房價,將香港社會撕裂成有房者與無房者兩大對立面。香港早已是典型的「啞鈴型」社會,且貧富差距日益擴大,階層越來越固化。
根據統計,2016年,香港顯示貧富差距的基尼係數為0.539,遠超過危險警戒線的0.4,與部分拉丁南美國家相近,社會福利水平甚至還不如。尤其可慮的是,由於產業高度單一化和空心化,使得青年和基層人口很難通過教育與就業等途徑實現向上流動。香港的社會階層因而更加固化。
五十年前,香港將近一半的勞動者是產業工人,但四十年來香港金融、航運、商貿物流、服務業興起,新起的管理、行政、技術、金融及專業人才吸納眾多勞動力跨入中產階層。隨後的產業升級卻趨於偏窄,在原有商貿、航運之外,只發展了金融、旅遊等服務業。
科技產業未能發展起來,成為香港產業結構無法多元發展的致命傷。目前香港金融業佔GDP約19%,但只提供約6%的就業。金融業創造財富的能力驚人,但只能吸收少數本土精英青年人,大部分本地青年沒有能力從事高端服務業,何況許多香港金融從業者來自境外各國人才。
特區政府也曾採取一些手段試圖改變產業結構,但科技創新產業幾次努力功敗垂成,其間的人為障礙來自地產霸權和金融巨作,他們出於私利動機而進行過種種阻撓,比如港府為了推動創新科技發展而擬成立創科局,卻受立法會阻撓三年。香港製造業產值至今僅佔GDP的1%左右,吸納勞動力寥寥無幾,根源與此有關。
高房價、貧富差距、青年難以向上流動,歷屆特區政府雖曾使力,但迄今收效甚微,致使民怨難以消解。這是修例風波一發不可收拾的重要原因。由於無法多方提供政策保障與民生保障,以有效解決香港的社會民生的結構性矛盾問題,導致港人將經濟民生議題政治化的趨向。
香港深層次矛盾難以化解的緣由,當然與其政治體制缺乏充分民主化有關,既有政治的架構深受經濟豪強掣肘,造成改革困難。另外則是長期以來基於自由市場理念,陷於「小政府、大市場」的格局與思維,以致於制約了政府的作為。這些問題又使反改革派更加蓄意製造和挑起政治爭拗,牽制經濟民生問題的興革。這些因素盤根錯節,加上各種利益集團各求所好,藉機攪局,結果使得政策與措施遲遲不能出台,矛盾隨而更加積重難返。
一個典型事例是提高房屋供應量的挫敗。首任行政長官董建華提出每年增加8.5萬套住房的計劃,立即引來無休止的爭議。香港超過1100平方公里土地中,實際的土地開發程度為24.3%,住宅用地僅佔6.9%。在未開發的75.7%的土地中,劃做郊野公園的就佔42%,就算為環保考慮不開發,還有300多平方公里可用。但爭議多年,開發仍遙遙無期。在此期間,無論經濟、民生動議,不管是政策還是撥款,都有反對派使盡解數阻撓,把立法會當政治鬥場與秀場,罔顧多數市民和香港社會發展的需要。
即使現在成為眾矢之的的行政長官林鄭月娥,也努力改善住房問題。她近日在社群媒體撰交表示,2018年6月推出的六項房政措施已全部到位。六項新房策一手樓空置稅是重中之重,政府擬向空置逾一年的一手樓單位徵收「額外差餉」,稅率將為應課差餉租值的200%,價值大概相等於物業價值的5%,藉此增加發展商的持貨成本,打擊空置新樓單位,增加、穩定房屋供應。政府有足夠理由立法打擊空置的行為,但立空置稅在發展商強烈抗議下拖延超過一年。此外,若要加大力度解決基層住屋困境,政府必須更積極覓地建屋,包括從速以《收回土地條例》大幅收購發展商閒置農地,並用之作公營房屋發展。但是,港府氣魄與手筆不足,所遭受的阻力更大,因此連對高房價產生治標作用都力有未逮。
地產霸權主宰香港的經濟與社會,金融業支撐香港的國際地位,其餘微不足道,急功近利和短視的統治階級只著力於維護既得利益,抱殘守缺,不思改進。這不僅妨礙經濟結構的轉型,也令世代的鴻溝不斷擴大,至少世代矛盾日深。亞洲金融風暴後,香港在地產霸權壟斷下,無法依靠內部的動力令經濟起死回生,遑論脫胎換骨,因而必須依賴中央的自由行和中港融合政策刺激內需,並進一步鞏固金融地產霸權,卻同時扼殺百業的自我造血生機。「香港病」越拖越嚴重,更難覓得有力機制翻轉,只有眼睜睜看著它日益病入膏肓了。
香港的深層次結構矛盾清楚擺在那裡,困難之處在於香港建制體系或既得利益群體既沒有改革意識與意願,更沒有改革魄力。這個深層次結構矛盾在港英殖民地時期就存在,但卻是在回歸後惡化,甚至鞏固了既有的困局。不足以推動改革。
經由這次嚴重的管治危機,中央和港府終於看到香港社會問題的結構性病根,如果再對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過度迷思,繼續繼承港英時代的官商共治結構,不能對症下藥,進行經濟上去自由放任化的結構性改革,則無從建立一個符合多數港人利益的經濟實體,矛盾必然層出不窮地爆發。
香港問題積弊日深,香港各方必須繼續深挖病根,展開一場持久戰,中央必須建立一種積極有為的一國兩制心態,全面推動並督促香港政府大幅度改革規劃,否則,香港的既得利益群體永遠不會進行自我革命,香港將繼續為此要付出更大的代價。
(本專欄文章作者意見不代表論壇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