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3月18日,民進黨2020總統初選登記首日,行政院前院長賴清德前往民進黨中央黨部登記參選,成為媒體的矚目焦點。民進黨中常會甫於3月6日通過2020年黨內第15任總統初選的選務工作日程,原定3月18日至22日為總統初選領表和登記,4月4日至4月9日舉辦總統初選政見發表會,4月10日舉行總統初選民調,於4月17日公告總統候選人提名名單。然而,自賴清德登記參選之後,英系人馬不斷在民進黨中執會提案要展延總統初選的時間,因為當時賴清德的民調遠遠領先於總統蔡英文,若延後初選時程,則有利於蔡英文衝刺民調。之後,民進黨總統初選進入戲劇性的協調期,最後終於敲定6月10日至14日舉行手機、市話民調,並且,民調結果最快6月13日就可揭曉。
綜觀這段期間,主要的新聞媒體頻道,從49台壹電視、50台年代新聞、51台東森新聞、53台民視新聞、54台三立新聞、55台TVBS新聞,一開始密集熱絡地報導攸關賴清德的活動新聞,顯示這位行政院前院長的高人氣,一路看漲。不過,如同民進黨總統初選戲劇化的發展,但卻也不出人意料之外地,蔡英文的民調因著年初回應中國大陸領導人習近平一國兩制的談話、和年輕人的高支持度(以利於手機民調的操作)逆勢翻轉的報導開始出現。接著,賴清德的新聞曝光率大幅降低,甚至民調最後衝刺的全台跑透透「壯大台灣」車隊遊行新聞報導也是交代性地立馬帶過。另一方面,這些媒體卻一面倒地強勢報導蔡英文下鄉、黨公職挺小英的新聞。這樣的媒體效應從民進黨的總統初選政見發表會開始發酵,讓大眾以為他們所支持的賴前院長已經沒有贏面,特別是夾帶著最後5間民調公司「如出一策」地公布所執行的民調結果,蔡英文總統以8%左右的差距贏過賴清德。更巧合地是,民進黨黨主席卓榮泰6月13日公布總統初選民調的結果,蔡英文以8.2%領先賴清德,獲得黨內2020總統大選提名。
儘管全名為民主進步黨的民進黨強調黨內總統初選是遵循民主機制的運作,但其過程卻頗令人難以信服。盧梭在1755年撰寫的著作《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中描述,社會不平等加劇的過程裡,人類社群出現了虛榮傲慢的支配者,和卑屈迎合的被支配者現象。最後發展成政治權力集中在居於支配地位的少數富人,多數的被支配者則陷於屈從暴政、不斷卑屈迎合的奴隸狀態。於是,盧梭在後來的著作《社會契約論》中提出讓每個人互相平等對待的社會契約概念,以期建立一個沒有人會成為奴隸的公正自由的社會。在盧梭的社會契約概念,每個人締結契約的對象是一個包括自己在內的契約當事者所組成的共同體。「人民」就是這個所謂通過社會契約產生的不可分割共同體。「普遍意志」是這個共同體得以運作關鍵之所在,意指每個人為了這個共同體的必要需求,暫拋私人利益的追求。每個人在這個共同體所行使的契約行為皆相等,在法律平等和一人一票的原則之上,享有政治上的平等。盧梭在《社會契約論》認為,民主會產生一個符合理性的共善的想法,決策程序應能反映表達共善想法的普遍意志。實踐民主的方式就是每個人用投票來表達自己的判斷,並透過競逐多數選票的多數決來進行判定。少數決應該遵從多數決的結果,也就是多數決的普遍意志判斷。學者孔多塞將盧梭的論述進一步闡釋,認為投票時要尊重多數決的意見。投票者在一般的投票裡,應該注重與自身相關的公共利益,更甚於與自身相關的個人利益。也就是抱持「我不該選擇只對我自己有好處的選項,我必須跳脫出自身的想法,選擇符合理性和真理的選項」的心態。
顯然,盧梭所詮釋的民主是在理想的情境下所能產生的結果。因為可以找出反映共善普遍意志的想法,是建立在對集體理性不切實際的期許之上。學者Albert Weale在《民主的十一堂課》一書中對民主的定義是,「在民主體制中,對於法律及政策相關問題的重要公共決策,賴於這個社群的公民(他們擁有平等的政治權利)所正式表達的民意」。不過,Albert Weale也表示,依此定義,政府政策往往仰賴於民意的狀態,而這正是柏拉圖在《理想國》中批評雅典民主的原因,因為決定國家走向的,應該是知識,而不是意見。美國經濟學教授布萊恩・卡普蘭在著作《理性選民的神話:我們為什麼選出笨蛋?民主的悖論與瘋狂》曾說:「明理的民意是件公共財。當有位消費者對於買什麼沒有精打細算,是他一人付帳;當有位選民對政府政策,懷有錯誤的信念,則是全民買單。」因此,「普遍存在的選民無知,似乎隱含民主的缺陷」。不僅如此,大部分的人們在政治問題上多是非理性的。
現今的社會,選民的非理性特別容易受到媒體效應的宣傳手法所影響。因此,投票的結果和選民的偏好,都是可以被操控的,例如:受民調和特殊利益團體的競選策略所擺佈,或是被激起的大眾情緒與意識型態所左右。媒體的宣傳手法往往是透過重複、達成說服目的強力效應。也就是在螢光幕前重複自己的話夠多次,觀眾會彷彿經過洗腦般地相信這些話。希特勒就是一位成功的宣傳家,他曾說:「群眾的接受能力很有限,他們的智力不高,遺忘的能力卻很驚人。因此,所有有效的宣傳都必須精簡,而且必須不斷地用口號老調重談,直到群眾中的最後一位能夠從你的口號中,了解你要他了解的東西為止。」以民進黨總統初選為例,蔡英文陣營的策略成功之一,就是有效地運用這種模式。而我們從中也可以看到權力與媒體之間的關係。社會中的掌權者建立了主流意識型態,透過媒體的「宣傳模式」,從新聞媒體的篩選過程,再現並傳達這些想法,逐漸製造出民眾的「認可」。報紙和電視等傳播媒體是現代人們傳遞知識、接收資訊的主要管道,一旦受到權力的控制,變成有意、無意地誤導大眾,也就促成了選民的無知。
這個問題的本質又回到了當初盧梭看到人類社會出現,政治權力集中在居於支配地位的少數富人。即使是實施民主體制的國家,這是依然存在的社會現象。也是在真實的政治世界裡,為何共善難以達到趨同。因為在權力極度不平等的情形下,擁有權勢的支配者會想盡辦法鞏固他們的現有優勢地位和資源。這些擁有較多資源的人,往往能有效地操縱投票的結果和形塑選民的偏好,利用所謂民主的投票來促進自身的利益。如此的循環結果,盧梭所看到的多數被支配者仍以產出多數決的投票結果,處於某種形式的奴隸狀態。學者普特南提出了普遍化的互惠關係概念,可作為支配者與被支配者之間社會階層和權力不平等關係的另一種思考。這種互惠關係就是,個人在不論是否認識他人的前提之下,相信參與、並保護共善的努力,會得到其他人的回報。普特南區分社會存在的兩種不同型態的文化網絡,一種是由擁有平等的地位與資源的個人所組成的水平網絡,以及另一種將依賴或階層關係中處於不平等地位的人結合在一起的垂直網絡。當個人相信自己與周遭的人具有互惠的關係,而且有能力和資源去利用這兩種不同型態文化網絡的社會網絡,就可能帶動公民的力量。雖然沒有任何機制可以做出理性的集體決策,而且民主程序也可能做出助長支配的決定,但公民的參與有助於監督民主決策程序的目標,是要找出某種類似於普遍意志的結果。
另外,如同杭亭頓所主張的,民主體制的存續,需要政治菁英對民主價值的承諾。一般投票者可能具備任何一種重要社會科學知識的少之又少,所閱讀的也不一定是真實的資訊,要獲取知識,也要會懂得尋找可靠的來源。因此,政治菁英就應具備道德現實主義者所強調,負責任、謹慎、和考量他人利益的美德。台灣的選舉文化造就了許多「很會選舉」的候選人,懂得用庶民語言,爭取多數決的投票結果。他們操縱著選民的無知和非理性,讓人感受到的是支配者不言自明的虛榮傲慢,這需要公民的覺醒。我們應該讓選舉的目的回到「選賢與能」,是知識勾勒出可行的遠景藍圖,否則台灣就像在原地打轉的船隻,不知未來將航向何處。
(本專欄文章作者意見不代表論壇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