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知道是美、中貿易戰,促成了這次中共正式邀請日本首相安倍晉三訪中,換言之,至少對習近平而言,不是單純的出自雙方關係的考慮來改善對日關係。即便這次安倍訪中可以穩定雙方關係不再惡化,然而,只著眼於經濟,避談衝突最嚴重的戰略對抗與領土爭議,似乎無法扭轉衝突的結構,反而可能又走進妥協—緊張—衝突的歷史循環之中。更重要的是,中國對日的戰略思維若不徹底改變,那麼中日關係可以一時的緩和,但無法真正的和解。
一、中、日敵對的結構
中、日之間的衝突已經結構化,除了歷史問題貫穿在中、日關係的各個層面之外,還包括戰略對抗、領土爭議、外交摩擦與意識形態等問題的衝突;歷史問題則包括日本對二次世界戰爭惡行的反省道歉態度、教科書書寫、靖國神社參拜、生化武器遺留、慰安婦等問題進一步惡化中、日關係。
然而,歷史問題不是中、日關係緊張的根源與主因,畢竟,中、日建交初期,中共政府承諾放棄對日戰爭賠償要求,主張向前看,因此雙方關係在80年代有過一段甜蜜期?90年代,中、日雙方的民族主義增長,尤其是中共強調民族主義,激化中國大陸人民的反日與仇日情緒,包括:1.中國愛國主義教育的催化;2.媒體與影視業配合中共的需要,把日本妖魔化,成為激勵人民愛國情緒最有效的工具;3.中共又把人民的民族主義情緒高漲轉化成對日本施壓的外交政策工具。
於是,兩國人民之間的好感下降,不信任感上升到史無前例的高度。根據2013年《中日關係輿論調查》,中國普通公眾對日本「印象不好」和「印象相對不好」的比例高達92.8%,2016年《中日關係輿論調查》中國公眾受訪者對日負面印象比率仍然保持高位為76.7%。2018年《中日關係輿論調查》中國民眾對日本印象不好的比例降為56.1%,是自2005年開始調查以來首次降到六成以下。然而,2018年日本受訪者對中國持有不好印象的比例仍高達86.3%,簡言之,自2012年以來日本民眾對中國持有不好印象的比例一直維持在九成左右。
二、中、日之間的戰略對抗
冷戰結束後,東亞安全局勢的變化,使中、日之間逐漸視對方為「國家安全威脅」,2004年中國國防白皮書第一次點名日本,聲稱「日本加緊推動修憲進程,調整軍事安全政策,發展並決定部署導彈防禦系統,對外軍事活動明顯增加」,2012年的白皮書則說:「個別鄰國在涉及中國領土主權和海洋權益上採取使問題複雜化、擴大化的舉動,日本在釣魚島問題上製造事端」。 顯然的,中共把日本威脅等同「美日軍事同盟與武裝干涉」威脅,此後,中共領導人就時常強調東海、台海與南海的領土屬於中國的「核心利益」,無一不跟日本有關。
相對的,日本於2004年通過新版《防衛計畫大綱》,第一次把「中國威脅」列入官方文件。2013年版防衛白皮書明確寫道「安全保障環境的嚴峻性進一步增加」。聲稱,在與包括日本在內的周邊國家存在利益對立的問題上,中國採取了被認為是高壓的對策。中國公布的國防費用增長迅速,並且中國的國防白皮書缺乏透明度。中國動向是包括日本在內的地區和國際社會的擔憂事項,值得日本密切關注。中國海洋活動包括入侵日本領海、侵犯日本領空及可能引發不測事態的危險行動。此後,「中國威脅」成為日本防衛白皮書必備的要項。
21世紀後,中國的戰略意圖從其國土防衛,轉向海權伸張、維護其海洋權益,在軍事上建立「反介入/區域拒止」(anti-access/area)能力。因此,突破美國及日本所建構的第一島鏈圍堵防線,成為中國的建軍目標。習近平上台後提出「中國夢」,強勢的發展並運用軍事力量伸張中國的主張;根據日本防衛省的統計,中國飛機與軍艦進入日本海域的規模越來越大、次數也越來越高,連續性的突破歷史紀錄。日本對於「中國威脅」的感受越來越深刻。
相對的,安倍在2007年提出「價值觀外交」、「自由與繁榮之弧」、「民主大亞洲」等構想,2012年安倍又提出「鑽石安全包圍」的主張,顯然的,在戰略的選擇上,日本不是與中國互惠,而是與中國針鋒相對,起碼中國是這麼認知的。於是過去五年來,諸如「中日南海博弈才剛開始」、「日本構建對華包圍網」、「日本安倍政府正在推行全面對抗中國的反華外交」、「中日之間擦槍走火的可能性大於中美之間」等論調是中國輿論學術界的共識。甚至,中國媒體炒作第三次中日戰爭或下一場中日戰爭的說法甚囂塵上。
三、「習安會」的共識與分歧
2014年「習安會」的四項共識,中、日兩國出現兩種截然不同的詮釋與說法,凸顯出中、日兩國之間戰略信任基礎的薄弱。奇特的是,日、中四項共識與雙方領導人的會面,並未對以後日、中關係的緩和奠定基礎,反而更加惡化。由此可見,這次安倍訪中的順利成行,對雙方來說都是一件及不容易的事情。然而,從「習安會」與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和安倍會面的成果來看,似乎不盡理想。
有共識的部分,集中在「互為合作夥伴,互不構成威脅的政治共識」與「中日四個政治文件和雙方已達成的共識」,當然,兩人的講話有很多友好的修飾詞,但是,兩人講話最大差異出現在習講的是「戰略溝通」;安倍講的是「戰略互惠」。「中、日戰略互惠」原本出現在2008年雙方的共識文件上,爾後中國外交部也多次提及,但在這次這個重要場合上,習近平卻沒談到。
至於李克強和安倍的會面,在中共官方媒體首頁的報導上是看不到的,只能在中國二線新聞媒體上找到相關消息,而中、日雙方所公布「李安會」的內容頗有差距,簡言之,中方所公布的內容非常抽象;日方所公布的內容又太過具體。最後,日方媒體報導,安倍正式邀請習近平明年6月到大阪出席二十國集團(G20)峰會時正式訪問日本,以及邀請習近平出席2020年東京奧運會開幕禮;中方官媒則沒披露習近平受邀訪日的消息。
另一方面,日本媒體的報導著重於「安倍與中國確認了『化競爭為協調』日中關係的新三原則:1.從競爭轉向協調、2.互不構成威脅、3.自由公正貿易體制的進步發展」。這在中國媒體是完全看不到的。而日本媒體的一般評論相當強調「中、日協調首推經濟」或「今後將以經濟領域為中心,加速實務層面合作」等。
四、未來中、日關係的走向
安倍訪中是否讓中、日關係回到正軌?恐怕關鍵要看習近平明年是否能到日本正式訪問。首先,橫梗在前的就是安倍修憲的問題,日本修憲的任何可能都被中國視為走向「軍國主義再現」的舉動,都將挑動中國敏感的神經,習近平此刻有苦難言,不敢輕舉妄動,相信這也是中方媒體刻意低調處理安倍訪中的原因之一。
更嚴重的是,安倍訪中的同時,中日之間的戰略對抗還在上演,包括10月25日,日本海上保安廳確認當天中國海警船連續第6天在釣魚島毗連區內航行;同日,日本海上自衛隊直升機護衛艦「加賀號」與飛彈驅逐艦「雷電號」,在越南南部的南海地區,由美國補給艦「佩柯斯號」進行燃料補給作業,中共解放軍飛彈驅逐艦「蘭州號」則在一旁監視,與美日軍艦距離五公里,整個過程持續兩個小時。
顯然,中、日關係問題的核心還是在戰略對抗上,過去中、日兩國講「戰略互惠」是過於理想而脫離現實,習近平講「戰略溝通」是貼近現實但還不是事實。安倍訪中體現的是中、日雙方的戰略忍耐。一般國家之間的戰略對抗要能緩和,必須經過戰略溝通→戰略和解→戰略信任→戰略互惠這樣的階段。目前安倍訪中不但避談雙方的戰略對抗,而且還持續雙方的軍事對峙,這就表示連戰略溝通都沒有。充其量中、日雙方進行的是戰略忍耐,中國忍耐日本的歷史問題與修憲動作,日本同樣忍耐歷史問題與中國夢。
問題的本質可能出在中國對日的戰略思維,中國從沒有把日本視為平等的談判對手,認為日本的外交政策只跟隨美國,於是中國對日的戰略思維是:穩住美國就可搞定日本、搞定美國就可修理日本。在這種思維下,經濟制裁、軍事施壓、外交封殺是中國對日談判最重要的策略,其目地是恐嚇日本脫離美國,對中國妥協。
(本專欄文章作者意見不代表論壇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