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2018年的台灣選舉,意外掀起了一個值得面對與思考的重要議題:「輿論戰」。
民進黨政府的總統蔡英文與行政院長賴清德等黨政高層,多次強調有境外勢力想要透過網路散發假消息來打擊政府威信以及影響選舉。
總統蔡英文在國慶演說時強調:「無論是製造散布假消息、非法竊取科技情報,還是蓄意破壞資訊安全系統,甚至企圖用各種方式介入選舉、干擾政治運作的行為,只要罪證確鑿,我們一定嚴辦到底。」
行政院長賴清德十月初也表示,假新聞對於政府、社會的傷害以及民心士氣會有影響,政府絕不容許,對於中國運用假新聞擾亂台灣社會的安定,政府將盤點法規,確立修法方向。
有不少輿論在討論到這個議題時,不免會提到中國大陸過去以來就強調輿論戰,言下之意是既然對岸重視輿論戰,當然就會利用假消息的方式來影響台灣的民意。
到底假消息是否真的能夠影響民眾對於政府的觀感,又是否影響了選舉,以及假消息到底有多少比例是來自於境外,尤其是中國大陸,這些議題都很值得嚴肅面對,更有必要從社會科學的角度,提出客觀的數據,這樣才更有說服力,從而提出政策。對於假消息或是輿論戰的關切,絕不應該只是政治語言或是選舉放話。
不管面對假消息或是輿論戰,台灣除了消極討論並且想要因應之外,更應該從整體角度認真思考如何加強策略。
二、輿論戰的源流與內涵
對於輿論戰的研究,一定會提及中共中央軍委會在2003年十二月頒佈新修訂的「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工作條例」,在這當中把「心理戰、輿論戰和法律戰」列為中國人民解放軍未來作戰的重要項目。自此以後,包括輿論戰在內的「三戰」,正式成為了新的「軟戰爭」模式。
輿論戰這個用語,雖然是在2003年才引起重視,不過心戰的相關概念在戰爭之中的運用由來已久,孫臏曾對齊王說過:「凡伐國之道,攻心為上,務先服其心。」如何攻心?當然不外乎言詞及消息。
當代社會科學的相關研究,伴隨著兩次世界大戰而逐漸深化,最早把「宣傳」一詞當成一種戰爭工具進行研究的美國學者拉斯威爾 (Harold D. Lasswell)在1927年指出:「宣傳,就是使用重要的符號來控制意見。換言之,就是使用故事、謠言、報導、 圖片和其它形式的社會傳播來控制意見。」
1976年羅納(Thomas P. Rona)提出一篇以「武器系統與資訊戰爭」為題的研究報告,開啟了資訊戰的新論述,他認為資訊基礎設施已成為經濟發展不可或缺的要件,但是卻也是極易遭受到攻擊的目標。美國國防情報局所描繪的「第五代戰爭」,就包括了資訊戰、網路戰、以及認知戰。
從心戰、宣傳戰、資訊戰,到輿論戰,儘管論述更為完整全面而深入,本質上卻是一脈相承。
中國大陸的學者朱金平對於輿論戰提供了定義:「國家或國家集團為推行和實現政治、軍事、外交等戰略意圖,有組織、有計畫地運用電視、廣播、網路、報刊等新聞媒體,向受眾傳遞經過選擇的信息和材料,阻斷、瓦解和反擊敵方的宣傳攻勢,從而影響受眾的情感、動機、主觀判斷和行為選擇,主導新聞輿論、影響民意歸屬、改變雙方整體力量對比,而進行的一組非暴力性戰略鬥爭型式。」
在實戰上,有三場戰爭經常被提及:
第一、1991年,美國等多國部隊打擊伊拉克的「波斯灣戰爭」:美國為首的多國部隊,在歷時38天的沙漠風暴行動中,因為成功癱瘓伊拉克軍隊的指揮、通信、情報、防空等軍事資訊系統,因此獲得壓倒性勝利。
第二、1999年,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打擊南斯拉夫聯邦的「科索沃戰爭」:科索沃戰爭被描述為網際網路上的第一次戰爭,北約使用資訊科技,透過電子作戰干擾南聯的通訊工具,並且發射偵察衛星掌握南聯軍隊的調動情形。
第三、2016年,美國打擊「伊斯蘭國」組織(ISIS),首次公開宣布啟動網絡戰(Cyber Warfare),要摧毀ISIS的通訊能力。
三、輿論戰的表、裡兩種面向:
歸納前述討論,輿論戰就是對於所有消息的全盤掌控,不只包括積極主動營造對於自己有利的輿論,還包括消極防範對手可能的攻擊。
有沒有釋放假消息,以及假消息是否可以發揮效果、又如何發揮效果,這只是輿論戰的架構之中最為表層的交鋒而已。不過即使是這個部分,台灣目前似乎也還停留在口水戰的層次,十分可惜。照理說,台灣推行民主政治已久,對於如何透過各種論述以贏得民心,朝野主要政黨在選戰攻防之中,應該早就對輿論進行了越來越深入的科學分析。不過實際來看,朝野政治人物經常發表不接地氣的言論,明顯完全沒有掌握輿論的妙用。
進一步來看,要掌控輿論,除了表層之外,必要時還包括裡層,也就是電腦程式以及高科技設施的使用,甚至包括透過武器打擊對方的重要設施。
裡層的部分,又分成軟、硬兩個方面,軟體當然就是各種程式的使用,包括社交媒體以及通訊軟體;硬體的關鍵,在於是否能夠滲透、甚至控制所有跟輿論有關的硬體設施。
在軟體的部分,國人因為前缺好用的自製軟體,長期使用其他國家所發展出來的社交媒體、通訊軟體以及各種App。隨著網路越來越盛行,當許多媒體人關切台灣的廣告資源因而流向境外的網路媒體之時,更嚴重的問題或許是許多通訊的隱私與秘密,恐怕都已經被境外機構掌握。
在硬體的部分,美國經常點名中國大陸生產的電子設備可能那有「隱藏功能」,可能造成隱私的資訊遭到威脅。美國聯邦通訊傳播委員會主席潘吉特(Ajit Pai)在2018年就公開指出,外國製造的資訊設備可能內建隱藏功能,這又被稱作「後門」,以便讓製造商截取經過這些設備的資料,這對於美國公眾的隱私權構成了威脅。新聞界普遍認為,這番談話就是針對「華為」、「中興通訊」、「聯想」等中國大陸的電信設備龍頭。
美國政府這麼努力防堵中國大陸生產的電子設備,或許也反映出「知己知彼」的心態。因為2013年爆發的「史諾登事件」,讓世界重新思考到底什麼叫資訊戰或輿論戰。
曾經擔任美國中央情報局(CIA)約聘職員、美國國家安全局(NSA)外包技術員的史諾登(Edward Joseph Snowden),在2013年六月在香港把美國國家安全局關於「稜鏡計劃」(PRISM)的秘密文件,披露給了英國《衛報》和美國《華盛頓郵報》,震撼全世界。
美國政府的「棱鏡計劃」要求電子科技與電信等公司提供各種用戶的隱私資料,這其實違反美國法律的規定。美國聯邦上訴法庭已經裁定,針對史諾登披露的第一個國家安全局項目、也就是蒐集近千萬美國人聯絡電話記錄的監聽項目乃是違法。美國國會也禁止美國政府企圖使用這個計劃所蒐集到的大量電話記錄。
史諾登事件顯示:包括美國在內的許多國家都為了數位戰爭積極布局,預謀掌控其他國家的電腦運算設備。舉例來說,情報組織透過各種滲透手段,讓全球加解密龍頭的資安廠商RSA提供具有弱點的加解密亂碼產生機制,以達成「後門」,這可以讓情報組織得以大量解密網路上之資料。另一份外洩的秘密文件顯示,情報組織透過在全球最大手機SIM卡製造商「金雅拓」(Gemalto)的電腦中植入軟體,獲得「完整的存取權」,竊取了保護手機通訊的保密金鑰,可以監控全球數十億支手機的語音與通訊資料。即使在手機關機的狀態下,依然可以繼續竊聽,因為電源雖然切斷,實際上只是進入了低度能耗模式,手機仍然可以接收包括啟動麥克風等指令。
相關資料也說美國國家安全局正在進行名為 Politerain 的計畫,這項計劃由「特定情報行動工作室」(TAO)執行,工作內容包括入侵各種電腦部門、遠端控制或是破壞對手的伺服器或是路由器等設備。這些訊息顯示,輿論戰對於網路時代的運用與期待,已經不只是監聽活動而已。
史諾登所提出來的指控,真實程度如何,有待進一步檢驗。然而,相關資料針對輿論戰在硬實力方面應該如何攻防,卻提供了世人思考與討論的鮮明示範。
四、台灣對輿論戰的應有策略
面對輿論戰,美國與中國大陸其實早已各顯神通,在硬實力的部分,一方面加強自製電子通訊設備的生產,同時也都被外界懷疑早已藉由滲透並且試圖掌控在這些電子通訊設備上流傳的資訊。
台灣本來就是電子通訊周邊設備生產的重要基地,是否不是也要同樣採取內建隱藏功能的「後門」策略,這涉及了最高等級的國家安全議題,不宜妄議。但是台灣同時也經常採購境外電子通訊設備,要如何避免這樣的「後門」攻勢造成資訊情報外洩,當有因應政策。從我國黨政高層經常使用境外開發的社交媒體與通訊軟體來看,似乎普遍欠缺輿論戰的應有防心。使用通訊軟體都如此,在電子通訊設備的部分恐怕也令人擔憂。從政府部門到民間企業使用的電子通訊設備是否早已遭到滲透,導致重要資訊長期外洩,不無疑問。雖然政府部門對於採購中國大陸生產的電子設備有所限制,但是卻對於包括美國在內的其他國家不太設防,這當然不是面對輿論戰的應有之道。如何在平時就對於電子設備做好資訊安全把關,同時也要思考如何避免在戰時一受到攻擊就癱瘓。
至於面對最表層的假消息,除了以科學分析作為基礎之外,「抵禦假新聞和謠言的最好辦法不是審查制度,而是更多的真話。」史諾登接受訪問時說的話,也可以作為輿論戰的因應參考。
(本專欄文章作者意見不代表論壇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