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進黨兩次執政的過程中,「捍衛主權」一直被視為政府首要的核心價值。無論是「台灣名義加入聯合國」、「兩國論」,或現在進行中的「務實台獨」、「東奧正名」等,民進黨藉由主權議題炒作凝聚了不少選票,雖然常因此被視為是「麻煩製造者」,但民進黨對此義無反顧,認為「捍衛主權」是該黨執政必須堅持的目標。故而,每隔一段時間,「中華民國是流亡政府」、「台灣地位未定論」、「台灣正名」等話題,總會不時的出現。五月初多明尼加與我國斷交時,蔡總統豪氣干雲的表示,「我們不會以犧牲主權、犧牲人民尊嚴的方式,去委曲求全。」五月底,布吉納法索又宣布與我國斷交,蔡總統老調重彈:「堅持捍衛台灣主權沒有讓步」、「 台灣的主權我們在守護」。似乎,為了主權一切的犧牲都是值得的。
除了捍衛主權,「守護自由民主」也是民進黨政府常朗朗上口的「基本價值」。在紀念鄭南榕的演說上,蔡總統表示:身為台灣的總統,她會努力繼續為民主與公平正義奮鬥,繼續為捍衛得來不易的自由奮鬥,台灣人就是民主人、自由人,這個政府,會為二千三百萬的民主人、自由人奮鬥到底。去年十月的國慶演說,蔡總統也強調將「全力捍衛台灣民主自由」「我們會因為民主而偉大。我們會因為自由而偉大」。今年三月在國安會議上,蔡總統更說:「自由民主是台灣立足國際的優勢,是台灣的生存之道。」
所以當民進黨決定與柯文哲分道揚鑣時,蔡總統的理由是柯文哲背離了「台灣的價值」,而此一台灣價值,在總統府祕書長陳菊口中,便正是「主權」與「自由」。
大概很少人會否認,中華民國是個主權獨立的國家。而多數人應該也同意,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是這塊土地住民所共同珍惜的價值。但恐怕很少人曾嚴肅思考過,主權獨立國家是否必然是自由民主的最佳保障?甚至,堅持主權是否可能與我們珍惜的自由民主,存在不可避免的衝突?回答這些問題,當然先必須追溯「主權國家」與「自由民主」的發展背景。
壹、主權國家觀念的源起
德國思想家黑格爾(1770-1831)指出,人類文明的發展史等於是一部國家形式的演化史,「主權國家」的概念只是人類文明發展末期的發明。東方的中國認為「國者家之積也」,國只是家自然衍生的集合體。故而,中國人認為實現祥和安樂的秩序,便必須將家庭倫理擴充於人群社會,統治者仁民愛物,被治者奉行禮義行為有節,天下便自然大治。中國人因此認為國家的責任乃在落實禮教而非遂行統治,故英國學者羅素曾稱「中國」是個「文化體」,而非主權國家。
而在西方,希臘文明所創造的城邦制度,也完全沒有今天「主權國家」的概念。「城邦」在希臘人心目中是個生命的共同體,為結合個人生活與群體榮耀的空間,故而公民不得以任何理由逃避公共決策的參與,也必須經由抽籤分擔公職責任。由於所有的法律均是由全體公民參與所制定,故而公民既是城邦「統治集團」的一員,也同時是被統治者,服從法律便宛如服從自己的意志,並無現代國家將「政府組織」與「公民社會」視為對立關係的概念。
羅馬統一歐洲後,為了統治龐大分歧的帝國,「以法治國」的觀念開始浮現。但羅馬人也同時接受了基督教的教義,將公共事務區別為屬靈與俗世兩種領域,使得帝國的權力受到教會的制約,當時也並不存在「主權」便是至高與絕對的觀念。北方蠻族推翻羅馬體制後,為了維持社會安定更將教權推至極致,俗世的統治者自貶為教會的執行人,而非至高的主權者,統治權的行使目的只在「替天行道」。十二世紀文藝復興與十六世紀新教革命後,世俗化與教會分裂,使教會再也無法扮演統一的社會代言人,歐洲也因此成為封建割據的殺戮戰場。
文藝復興後貨幣使用日趨普及,市場經濟勃興,新興的中產階級為了擴大經商規模,對阻礙市場運作的地方權貴、教會與行會等舊勢力如芒刺在背。為了剷除這些舊勢力,並創造安定環境,中產階級力拱君王整合民族國家,並主張君王在特定疆域內享有至高的主權,貴族、教會與行會等任何勢力,均需臣服於單一主權者的領導,外國勢力也無權對國家內部事務指三道四。1648年列強簽訂西發里亞和約結束慘烈的三十年宗教戰爭,「主權國家」也因此成為國際政治的新準則,是政治實體可否被接納為國際社會成員的依據。
貳、自由民主主義的勃興
主權國家觀念興起後,基督教的政治影響力自然一落千丈,但基督教千餘年來所宣揚的兩元制衡觀念早已深入歐洲人心,俗世化的單元發展難免讓歐洲人深感不安。與此同時,各據一方的貴族在面對專制君王與中產階級的聯手奪權下,當然不會乖乖就範。貴族們於是援引中古封建的憲政主義理論,希望藉以限制主權的範圍,成為後世「有限政府」、「憲政主義」、「國會主權」等觀念的濫觴。一個新的二元論,「國家」與「社會」、「中央」與「地方」、「主權」與「人權」因而逐漸發展成西方自由民主主義的基本架構。
洛克(1632-1704)是這新一波兩元論的重要啟蒙者。他認為人類具有某些「天賦人權」,在國家出現之前,人們已能在理性指導下有秩序的共同生活,自然協調的群體也能滿足公共生活上的基本需求。但原始的群居社會並無法提供天賦人權的完整保障,於是人群社會乃透過契約(憲法),創建了政府。政府存在的目的既是為保護基本人權,政府若未善盡職責,人民便可運用抵抗權撤換政府。從此,「社會」填補了「教會」式微後所留下的制衡空間,成為對抗主權國家的理論依據。
換言之,無論是「憲政主義」或「自由主義」,產生的背景均是為了對抗「主權國家」的出現。「主權」與「自由」本質上既是兩個對立的概念,將它們同時並列為執政目標,難免在政策的取捨上產生價值混淆,也宛如與民眾大玩帽子戲法,因為總有一邊是空的。
參、主權:獨裁者的最愛
20世紀以後,由於殖民地解放與列強的資源競爭,主權訴求逐漸成為國際衝突的主要藉口。一位學者指出,20世紀以前兩國交戰還得找些信仰與利益的理由,但20世紀以後光用「維護主權」便已師出有名。尤其一些人類文明史上前所未見的獨裁者,如希特勒、墨索里尼等,更是透過主權主張,達到滿足個人權力擴張的目的。
主權訴求所以如此重要,其實與長久支配西方思想的基督教精神有密切的關聯。基督教強調個人的責任,每個人在世的所做所為,死後均將接受最後的審判,個別承擔是否努力履行在世責任的一切後果。此一思維架構在教會控制力趨於薄弱後,便很容易鼓勵個人主義的萌芽;故而十七世紀理性主義興起後,啟蒙運動的思想解放便同時鼓勵了「極端個人主義」的發展。個人主義的抬頭對當時追求民族國家的目標顯然不利,於是追求權力擴張的君王,便在中產階級的推波助瀾下,呼喊主權的重要性,將主權獨立等同於人民免受被奴役的命運。簡言之,由於西方社會缺乏菁英統治的傳統結構與道德論述,國家整體的維繫乃建立於一連串的法律規章之上,而這些典章制度的訂定與詮釋,若不能歸納於一個至高而獨立的權威,則國家的完整性便將受到威脅。
主權的有無既是維護國家完整的重要條件,而國家的完整又是人民免於遭受奴役的前提,維護主權獨立便自然成為全國犧牲奮鬥的目標。為了維護主權的獨立,民眾必須團結在領袖的身邊,而為了強化團結,自由權利的保障便當然可以妥協。因為,皮之不存毛將焉附,沒有主權的獨立,自由民主便成了空中樓閣。故而,倡導主權的重要性往往是獨裁者的最愛,因為在堅持主權的目標下,自由民主便必須妥協,否則一盤散沙又將如何團結與共?
民進黨主政者將主權維護視為施政的重點,或許並未達到獨裁專權的程度,但透過「轉型正義」的口號,確實也出現了某些箝制言論或侵害人權的狀況。前民進黨文宣部主任陳芳明,在今年五月便表示,完全執政的民進黨用台灣價值來檢驗柯文哲,這是變相的思想檢查,更是畸形的威權復辟,「我們好不容易擺脫了戒嚴體制,現在卻使用一個定義不明的『台灣價值』來嚴厲審判柯文哲」。由此可見,過度強調主權的重要性,已讓一些追求自由民主價值的民進黨員開始感到不安。
肆、主權的弱化與國際組織的興起
歷經二十世紀因主權爭議所引發的多次戰禍後,人類終於了解主權不利於國際和平與人權保護。為了降低國際衝突,國際組織成了重要的選項,故各種限制國家主權的跨國組織,在過去一百年內不斷的推陳出新。但西方國家為了維繫其理想與霸權,自十九世紀以來,又擴充自由主義為民族自決的概念,使得國際組織的發展面臨許多瓶頸。一位學者便指出:狹隘的主權國家觀念,使聯合國的發展難以順遂,國際化的程度甚至不如法西斯。學者因此感嘆:「自由主義將大部分注意力集中單一組織---主權國家,正是該主義的最大弱點。」
但無論如何,發展國際組織降低主權衝突已是當今全球化別無選擇的道路。在諸如歐盟等超國家組織的架構下,不少傳統的主權領域已逐步受到限縮。而過去幾十年間,國際組織授權干預某些國家的人權迫害,並將南斯拉夫與非洲軍閥送上國際法庭進行公開審判,更是過去所無法想像的事例。尤其,在傳染病毒演化與國際經貿息息相關的態勢下,國際組織直接介入主權國家的防疫工作與財政操作也越來越常見。
1999年英國國會表決通過參加歐盟,當時的首相布萊爾(Tony Blair)在國會的辯論中坦言:簽訂加入歐盟的條約,將使得國家的許多決策權被移轉到布魯塞爾的歐盟官僚手中,這對英國人的各種生活層面,從外交政策到人權保護,都會產生重大的影響(devastating impact)。但面對一個地球村的世界,將英國主權與其他歐盟國家主權結合(a pooling of national sovereignty)是「符合英國的國家利益、國民的工作利益、英國的產業利益、與國人的投資利益。」布萊爾認為,與歐盟國家的貿易往來佔英國貿易總額的百分之五十,而英國有上百萬個工作機會與歐盟相關,在此情況下遠離歐盟將極為不智。布萊爾因此聲稱,「一個嶄新的後西發里亞國際社會法則已然出現,」英國不應該自外於這個國際新秩序。同一時期的德國外長費雪(Joschka Fischer)也在演講中呼應布萊爾的觀點,他表示:「二次戰後歐洲的核心觀念,已不再是接受權力平衡原則(balance-of-power principle)或憂慮個別國家的野心擴張,這些老的想法均源自於1648年西發里亞合約所建構的國際秩序,歐洲目前追尋的目標,是將各國關鍵利益更緊密的結合在一起,並將民族國家的主權移轉到超國家的歐盟。」
當歐洲國家為了珍惜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開始轉而思考主權觀念是否不合時宜時,台灣人在面對大陸的強勢主權主張是否也應重新省思?
伍、堅持主權:未見是台灣的划算選擇
如前所述,由於主權獨立的訴求有利於號召國人團結,甚至被用為打壓個人自由的藉口,因此常成為專制獨裁者的最愛。中國大陸屬於專制政體世所共知,故而該政權對主權維護的高度重視並不讓人意外。如「百年的屈辱」、「一寸領土都不能讓」、「堅決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的完整」等,均是中國大陸領導人或發言人,在許多場合朗朗上口的語詞。不少觀察家也指出,中共領導人若對主權議題表現軟化,不僅個人權威會受到挑戰,甚至共產黨統治的合法性都可能面臨威脅。
相對的,「自由民主」被台灣自詡為基本價值,如果「自由民主」與「主權獨立」存在衝突,則政策取捨上「自由民主」難道不應享有高於「主權獨立」的位階?如前引英國前首相布萊爾的勸戒,由於英國經濟高度依賴歐洲,為了避免被歐盟邊緣化,英國縱然必須在主權上讓步,也應堅持加入歐盟。台灣經濟對大陸的依賴程度恐怕更高於英國對歐盟,尤其大陸經濟實力還優於歐盟,台灣若採取堅持主權的立場造成與大陸的對撞,是否值得應該值得國人省思。
為了堅持主權,台灣以大量金錢收買邦交國,但在國力不及大陸的形勢下,邦交國反而越來越少。由於大陸對主權的寸步不讓,對撞結果只有使得台灣在國際社會更加孤立,不僅航空公司與連鎖飯店被迫否定台灣為獨立的政治實體,連台灣主辦東亞青運也被臨時喊停;更重要的,幾乎所有的重要國際組織都將台灣排拒在外。台灣一旦徹底成為「國際孤兒」,恐怕台灣人所自豪的自由民主,也只能關著門孤芳自賞。尤其,因為高懸主權獨立的重要性,自由民主也會逐漸受到侵蝕,國內不時出現的紅色獵巫便是明證。堅持主權獨立的政策選擇,稍微撥撥算盤便知道並不划算。
陸、接受一個中國重返國際社會
跨域時事評論家范疇曾以日本的「無印良品」經營策略為例,呼籲台灣執政者應擺脫「台灣」的品牌迷思。他說,「無印良品」創立宗旨不在追求品牌標誌,只專注於消費者對該公司產品的信心,也正因沒有「品牌」,省下的大量廣告支出都用於品質的篩選與研發。幾十年下來,沒有品牌的「無印良品」反而成了另類的品質象徵,受到廣大消費者的支持,沒有品牌反倒成了被認可的品牌。范疇因此省思,台灣如果能努力落實自由民主,就算主權未獲多數國家承認,何嘗不能以高度的自由民主品質,贏得世人對「無印良國」的欽佩?
但只要當前兩岸對峙的緊張關係持續下去,范疇的理想恐怕就沒有實現的一天。歷史經驗告訴我們,沒有國家可以在強敵的威脅下,依然堅持自由民主的落實,連美國在南北戰爭期間,也都曾凍結憲政與人身保護令,遑論其他民主傳統薄弱的國家。過往國民黨執政時期,為了對抗中共「血洗台灣」,政府長時間的實施戒嚴令並限縮公民基本人權;民進黨執政後,台灣獨立的神主牌也將不認同者視為「賣台集團」。對一個戰爭隨時可能爆發或分裂的社會,自由民主當然難有實踐的空間。故而要實現「無印良國」的理想,兩岸和解將是個關鍵因素,而要達到和解,台灣人同時也會擔心,是否會弱化生存的保障。
台灣為了參加國際運動賽事,在主權議題上所做的重大讓步,應該對台灣未來的生存策略提供了一些啟發。僅能以「中華台北」的名稱參賽,且象徵主權的旗、歌均不得在賽事中出現,這對中華民國主權無異是項屈辱;但此一犧牲換得了台灣運動好手,得以繼續在國際賽事中被看到,讓台灣有機會在國際場合中證明自己是個「無印良國」。
循著類似的邏輯,台灣應該也有可能,在主權認同上採取妥協性的作法,如承認九二共識或未來的一個中國,換取中國大陸對台灣加入各項國際組織的支持。一旦有機會參與國際活動,台灣的自由民主表現必將更有機會吸引國際的關注。由於跨國組織對主權國家的片面作為具有越來越大的約束力,台灣雖缺乏主權地位,但透過國際組織的介入,安全應該可以獲得保障。再者,當自由人權已成為普世價值的今天,台灣若能在國際場合上持續展現對自由民主的重視,相信其他成員國也不會坐視這華人的民主第一品牌受到打壓。一旦民主自由成了台灣的生存之道,國人也可以因此享受高品質的人權尊重,不必擔心政府藉由對抗外在威脅而限縮公民的自由空間。
台灣的選擇十分清楚:主權與自由只能二擇一。如果「自由民主是台灣的生存之道」,而非一句政治口號,那麼台灣似乎只能鬆動主權主張,換取中共支持台灣加入國際組織並保有追尋自由民主的空間。反其道而行,只會使台灣淪為美、日抗衡中國的棋子,「主權」除了成為打壓國內異議份子的藉口外,並無法幫台灣取得應有的國際人格權。戰後的日本,曾因盟軍的佔領而未享有完整的主權,但由於堅持自由民主道路,不僅贏得西方國家的尊敬,國民所得也獲得實質的提升。台灣人似乎應該更認真的思考,如何跳躍十七世紀以來的主權框架,務實的讓台灣得以重返國際組織,並讓自由民主成為台灣品牌,進而保障台灣的生存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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