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於2017年10月18日至24日在北京召開,十九大報告(以下簡稱「報告」)約3.2萬字,關於經濟部分總共有2,783字,約占篇幅的10%,被視為未來五年經濟政策走向之風向球。「報告」尤其指出「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正處在轉變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結構、轉換增長動力的攻關期,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是跨越關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國發展的戰略目標。」具體而言,達成「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的目標包括以下六點做法:1.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2.加快建設創新型國家;3.實施鄉村振興戰略;4.實施區域協調發展戰略;5.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6.推動形成全面開放新格局。經過近四十年的高速成長,從當前的發展形勢觀察,十九大後大陸經濟發展將面臨以下幾項長期的挑戰。
一、經濟成長速度將持續放慢
2008年金融海嘯發生後,大陸地方政府為配合中央擴大內需而舉債投入基礎建設,國企也加大槓桿大量從銀行貸款投資,使得債務餘額不斷上升。然而由於資本長期累積後最終導致邊際報酬遞減,大陸高成長的趨勢已近尾聲,這是經濟法則的必然現象。自2010年以來,大陸GDP成長率從10.4%持續下滑至2016年的6.7%。為降低債務壓力,大陸也必須在主觀上放慢其經濟成長速度。「報告」強調:2021年到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2036年到2050年「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但「報告」並沒有像十八大提出的「到2020年實現國內生產總值比2010年再翻一番」那樣的具體成長目標,表示大陸經濟的主要發展目標不再只講求「量」,而是追求「質」和永續性,但成長的放緩對大陸而言可能會出現一連串問題與風險。
一是對長期景氣的信心動搖勢必導致「明斯基時刻」(Minsky Moment)的出現,「明斯基時刻」是指經過多年的經濟繁榮,資產(例如房地產)價格上漲會造成投機性的貸款增加,而過多投機所產生的債務會形成投資人的現金流量(Cash Flow) 不足以支付貸款利息,為求套取現金來支付利息或償還本金,投資人就必須壓低價格拋售資產,這種拋售將導致資產價格進一步下跌甚至恐慌式的賠售,最後引發資產價格的崩盤。二是資產價格的崩跌造成金融市場風險上升,加上經濟成長趨緩,資本紛紛設法外逃,會產生對人民幣長期貶值的預期,人民幣兌美元在2014年升至歷史高點後,這三年來有貶有升,一旦人民幣長期貶值的趨勢確立,其國際化速度也會放慢甚至停頓,因為海外投資者不願意持有長期貶值的貨幣,人民幣作為價值儲存的功能將被削弱,而外國出口商也不願意接受人民幣作為交換媒介,這兩年來人民幣在國際貿易的比重不增反減就是證明。三是供給側改革要把低階產業和無效率企業淘汰,這將引起下崗人數增加,這些低階勞動力不易移轉至目前積極發展的中高階產業,將引致結構性失業上升。四是總體薪資成長也會隨之開始轉慢,尤其在所得到達中等水準後,中產階級將轉為對其他領域增加需求,例如政治及社會層面的話語權和參與權等,大陸當局很難像過去一樣單純以經濟發展的提升來滿足民眾的要求,這對大陸傳統的治理方式將形成考驗。
二、城市物價將不斷上升
在較低的實質成長率下,若要民眾維持對經濟前景的信心,避免「明斯基時刻」的出現,並達到某些具體成長目標,例如人均所得,其中一種方法是以物價上升為代價換取較高的名目成長率。由於GDP等於市場價格乘以一段時期內的生產數量,當市場價格上升,即使生產數量不變,GDP仍可持續成長。近年大陸城市的生活成本持續上漲,「經濟學人智庫」(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發布的「 2017全球生活成本調查」(Worldwide Cost of Living Report 2017)顯示,在全球133個城市中,上海排名第16。城市的高物價,除了過去幾年總體寬鬆貨幣政策下形成的通貨膨脹以外,也有相當原因是被當地房價帶動起來的。即使實質所得不變,但城市必須提高名目工資來反映其高生活成本,於是在統計上就有了GDP的名目成長。在「貨幣幻覺」(Money Illusion)下民眾的消費仍會增加,一方面維持名目所得成長,另方面透過高名目所得才能聚集全國高階人才,提升城市的競爭力。根據國際貨幣基金會(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2016的資料,如果以購買力平價(Purchasing Power Parity)估算,大陸人均實質所得在全球187個國家中排名79,低於其人均名目所得排名71,表示大陸物價與國際水準相較並不低廉。在物價的上漲過程中,一般而言消費者要把錢用在刀口上,對產品及服務品品質會更為挑剔,迫使生產者提升品質,這對經濟發展有一定的實質作用。從改革開放以來,大陸通貨膨脹率一直高於他國,其中一個原因是藉由物價的上升刺激投資和消費。當然,城市物價的大幅上升無法避免會進一步擴大城鄉之間的所得差異。
雖然「報告」提到「堅持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定位,加快建立多主體供給、多渠道保障、租購並舉的住房制度,讓全體人民住有所居。」,2017年12月召開的年度經濟工作會議上,也提出要加快住房制度改革和建立長效機制,以確保房地產市場的穩定發展。但在以物價換成長的情況下,大陸的打房政策不會真正落實,至2017年11月,70個城市的房價已連升31個月,充其量在房市過熱時採取較強烈的措施降溫,除非大陸內部出現金融危機,預估未來大城市房價還是走走停停的在高檔盤整,或呈現梯階式的上漲。一是由於制度依賴,大陸近10多年來地方財政非常依靠土地收入,財政收入結構類似香港的模式。二是房地產是傳統產業的火車頭,如果房市不景氣,會讓大陸供過於求的傳統產業更為雪上加霜。三是大陸放寬人口流動後,高房價是避免低端人口過度聚集城市的其中一個方法,以控制城市的人口結構。
三、所得分配將進一步惡化
改革後大陸的所得分配不均本來就越來越嚴重,雖然近十年來官方公布的吉尼係數(Gini Coeffenient)在0.47-0.49之間,但學術界估計實際應在0.6或以上。十九大後大陸的所得分配恐怕將進一步惡化:一是大城市的高房價原就會拉大有房者和沒房者的財富差距和所得流量;二是大陸要重視環境保護,必須降低污染排放數量,這將會打擊到低階行業,加上供給側改革要停掉一些無效率企業,都會導致勞力密集產業成長停滯或被迫外移,進而使低階人力需求降低,不但工資下降,甚至引發低技術勞工失業的增加;三是大陸積極進行經濟轉型,在製造業方面發展資本密集的電子零組件和高新技術產業,或服務業的金融、教育、醫療以及創新產業等,都會增加高階人力需求,形成其所得一枝獨秀上升的狀況。
四、政府管制將更為加強
在十九大習近平雖重申市場化改革,但過去五年大陸的市場開放速度相較胡溫十年顯得緩慢,尤其在金融方面,許多政策未有貫徹執行。2013年上海自貿區以金融開放為重點,強調利率和匯率市場化、資本帳開放等試點工作,但至今成果依然有限。主要是大陸經濟成長處於下降軌道,快速開放市場所承擔的風險較高,例如人民幣在2014年年初升到高點後至2016年年底一直貶值,為避免金融危機大陸必須管制資本外流,2017年前三季對外投資即減少41.9%。在防風險下除了加強黨對金融的控制外,體制外機構如影子銀行、P2P借貸、虛擬貨幣交易等都受到影響,尤其前兩者直接衝擊到中小型民企的資金來源。近期大陸又準備在外商內設立黨部,此舉干預到外資在大陸的經營發展,已引起外商的嚴重反彈。此外,供給側改革和一帶一路都是由政府部門主導、國企執行,市場分配資源的角色大為削弱。目前大陸產業發展以服務業成長較快,但服務業的營運特別受到政府法令的限制,國企改革又把重點放在政府對國企的控制等,在在都顯示習近平的核心經濟目標是加強國家對經濟的控制,其領導風格是穩定優先,經濟開放居於次要地位,因此預估未來黨和政府對市場的管制將更為加強。
綜合來說,大陸仍未跳脫中等收入陷阱的障礙,以往很多矛盾可以透過快速的發展來舒緩,例如國企下崗員工轉移到非國企部門、中西部剩餘勞動力到東部地區、銀行呆帳比重靠新增貸款降低等,然而經濟結構的調整需要一段很長時間,隨著大陸市場化腳步和成長速度的放緩,各種經濟問題會接踵而來,未來將一一考驗政策決定者的智慧。
(本專欄文章作者意見不代表論壇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