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政治新格局
政黨為政治運作下的產物,故其政綱、政策、與人事也必須配合時代環境的變遷而調整,否則如同20世紀初的英國自由黨,雖曾為與執政黨分庭抗禮的大黨,最後卻因無力調適而淪為無關大局的小黨。在過去20年間,任何人都看得出國內外政局已有明顯的改變,政黨若不能因應時勢進行調適,未來也可能難逃歷史的檢驗。諸多新形勢中,中國崛起、民進黨全面執政、與小眾媒體充斥,應該最值得關注。
一、中國崛起
中國大陸自上個世紀八○年代改革開放後,GDP指數連續三十年創下了史所未見的快速增長。根據IMF的統計數據,若依平均購買力估算,中國經濟總量在2014年便已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雄厚的經濟實力,使中國扮演了世界經濟的火車頭,在國際政治上取得可觀的影響力。
利用龐大的經濟實力,中國的軍事實力亦大幅邁進,不僅軍費排名世界第二,軍力亦僅落在美國之後。尤其軍事科技的突飛猛進,解放軍不僅將有第二或第三艘航母的加入服役,裝備的現代化足可與美國家匹敵,新型的東風41型導彈更可攜多彈頭攻擊地球上的任何目標。兩岸軍力不僅嚴重失衡,西方的救援也出現了更多的變數,武統已不只是大陸領導人的空想。
儘管有經濟與軍事實力做後盾,中國在發展對外關係上,卻沒有採行明顯的意識形態路線,這使得中國的對外關係更為靈活與彈性。由於在國際舞台上不受意識形態支配,西方國家為了防堵中國崛起所進行的各項佈局,便常因缺乏著力點而顯得進退失據。
當中國崛起勢不可擋,處境最困難的便是台灣當局。過去東西冷戰時,台灣一度是西方強權眼中的「不沉母艦」,因第一線對抗共產主義而獲得安全屏障與經濟支援,但冷戰硝煙熄滅,台灣便頓失依怙。加上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位處大陸近鄰的台灣,儘管曾有李登輝的「戒急用忍」,也依然無法抗拒中國的磁吸效應,使得理論上處於內戰的雙方卻有著高度的經濟互動,而台灣則為獲利的一方。但兩岸的密切互動,在蔡英文政府拒絕承認九二共識後隨即進入低潮,對台灣的經濟發展產生了不小的變數。
在最近的中共十九大會議上,習近平語氣堅定的表示中國會堅持「一個中國原則」以及「九二共識」,「堅決反對台獨」,並以六個「任何」表達追求國家統一的決心。這些內容或許可以視為老調重彈,但由於十九大對未來20年的政策具有指向作用,如果習近平的演說呈現了堅定不移的對台政策,朝野政黨又豈能完全無感?蔡英文曾說,民進黨執政後中共將因感受台灣民意的走向而調整其對台政策,甚至與民進黨的主張妥協,這篇演說等於否定了這項期待。面對這樣的新格局,身為最大在野黨的國民黨,豈能不尋思兩岸關係的新論述,提供民眾迥異於執政黨的選項?
二、民進黨全面執政
民進黨在2016年後的全面執政無疑是兩岸的另一項新格局。早在全面執政前,該黨便已反覆重申不會承認九二共識,並在全面執政後拒絕修改台獨黨綱。此一強硬表態,將兩岸關係帶進了一個新的對峙局面。
但民進黨其實只是延續其長久以來的主張,上台後的政策並不讓人覺得突兀;令人憂心的是,全面執政後民進黨利用國家工具對在野勢力進行全面追殺,似乎有意創造一個定於一尊的政治格局。台灣長久以來便是個多元化的社會,儘管在過去威權統治下,外來的國民黨政權也對本土勢力維持一定程度的克制,故而不同的勢力也常曾運用各種社會力量牽制執政者的政策,馬英九便常因過度妥協而被認為軟弱。甚至偏激如陳水扁,執政時也曾因顧慮島內外的不同意見,被迫喊出「做不到就是做不到」的無奈。
此次民進黨全面執政後,利用「轉型正義」的號召,全面查扣國民黨資產。過去黨國一家,國民黨有不少經費或房舍是當年為了配合政府政策而撥用,如海工會與陸工會等任務,確實很難視為是政黨的正常運作,如今這筆帳要如何才分得清?如今民進黨政府在沒有掌握犯罪事實的前提下,要求國民黨全部吐還,擺明目的是在清算而非轉型。向來養尊處優的國民黨,失去黨產後還能保有多少制衡力量,自然令人憂心。
除了清算黨產,民進黨也對各類民間組織,展現了陳水扁時代所未見的全面進佔。媒體曾報導過的事例,如,1)、台灣觀光協會由於曾在台灣對外關係上扮演部分外交任務,陳水扁時代也沒有干預其運作,但蔡政府上台後即以「國母級」的葉菊蘭擔任理事長,全面撤換領導幹部;2)、中華文化復興總會本為聊備一格的機構,蔡上台後卻以媒體形容的「豪強手段」,逼迫原理事長辭職,外界認為該組織未來可能轉為宣揚民進黨建黨理念的台獨旗手;3)、台北果菜公司與中南部的果菜輸運息息相關,民進黨執政後農會系統的經營幹部立刻遭到撤換,引起不少議論;4)、近日行政院更準備向立法院提案,廢除農田水利會與鄉鎮市長的選舉,所有理監事與鄉鎮市長將改為官派。水利會與鄉鎮市政府為地方政治的基礎組織,也是民眾學習民主價值的初級教育,一旦改為官派,台灣的多元聲音勢必被進一步削弱。除了上述這些事例,其他如救國團與婦聯會,也因被視為國民黨的附隨組織遭到政治打壓與資產清算,某些統派團體也被以掃黑名義遭到監控,對錯是非雖然還有議論的空間,但台灣多元力量被不斷削弱則是事實。
民進黨上個月利用違法粗暴的手段,在立法院強行通過充滿政策買票目的的「前瞻基礎建設特別預算案」。此一事例暴露出民進黨獨裁專權的本質,台灣多元力量若再進一步被削弱,民進黨的台獨理念將成為一言堂,使得不同的聲音在台灣社會成為禁忌。面對民進黨來勢洶洶的集權傾向,國民黨恐怕不能再以消極批判為己足,而是必須更積極的提出政策主張,整合被打壓的多元力量挑戰民進黨全面掌控。
三、媒體生態的新格局
過去三十年的媒體氾濫與社群媒體的興起,已使得台灣民眾的閱聽習慣產生了革命性的改變。網路、社群、有線電視、衛星電視等,讓民眾享有更多資訊來源的選擇,尤其電視遙控器的普及化更讓閱聽者掌握了主導權。美國的研究指出,1950年代的美國家庭平均收看電視每周超過30小時,其中約有12小時固定在特定頻道;2005年收看電視時間雖拉長到每周60小時,但平均停留頻道的時間卻不到3小時。閱聽大眾的見異思遷,與資訊來源的多元競爭,使得主要媒體不再以「公眾良心」自詡,為了利潤被迫增加娛樂新聞或八卦報導,相對降低了深入分析或客觀評論。
台灣的情況更為嚴重,威權時代由於政府的控制,台灣媒體業者並未如美國同行,有機會建立深厚的新聞倫理;解嚴後,新平面媒體與有線電視立刻如雨後春筍般的出現,讓傳播業者面臨強大的競爭壓力。研究發現,有線電視的經營者如果旗幟鮮明的宣揚某一特定的政治立場,往往可以因吸引該立場的認同者而獲得可觀利潤。如立場保守的美國福斯新聞(Fox News),收視戶雖僅為三大電視網的十分之一,獲利卻超過後者的總合。在此一成功模式的啟發下,台灣有線電視媒體也紛紛採取鮮明的藍綠立場,造成閱聽大眾的理性判斷空間受到擠壓,由於觀眾收看只問立場不問品質,媒體為了緊縮營運成本更只有強化政黨色彩,形成媒體界的惡性循環。
社群媒體的勃興則對年輕世代的政治參與產生深刻的影響。五十年代以前,只有極少數人的台灣人有機會進入中學讀書,年輕人的規範與價值多來自家庭與職場教育。這使得年輕人對政治的認知,清楚而堅定。但網路資訊興起後,25歲以下的年輕人平均一天傳訊上百則,人類首次出現,年輕人的知識獲取,竟有80%來自於與他們同年紀的同儕,而非長輩兄長。遺憾的是,研究發現這些同儕的影響往往是反智、反經驗、反言語表達,西方媒體因而將這千禧年世代謔稱為「最愚蠢的世代」(the Dumbest Generation)。台灣有些學者比較九○年代的「野百合學運」與千禧年後的「野草莓學運」,發現前一世代的學生較能高舉超越性的價值,帶有不少上個世紀三十年代中國知識分子的風範;但千禧年後的學運,如洪仲秋案、太陽花學運、反課綱運動,則充滿了個人的主觀感受,鮮少有振興社會價值的思維。
無論是傳統或新興媒體,為了吸引閱聽者駐足,表現出的共同傾向便是以立場鮮明的內容為取材偏好。政黨傳統性的多方討好,往往造成訊息制式化,甚至言行矛盾,除了難以成為媒體傳播的素材,也不容易凝聚支持者的認同。不少人認為媒體的新生態必須為西方政黨的兩極化傾向負責,但無論如何這已構成政治的現實面,台灣的政黨當然也無法自外。
貳、台灣的傳統政治生態
上述的新格局難免對台灣既有的政治生態產生可觀衝擊,但在習慣與舊思維的束縛下,政黨與政治人物的調適總是遲緩而猶豫,國民黨在這新格局中能否繼續維持其影響力,自然取決於該黨的調適能力。筆者認為,後威權的政治生態、薄弱的政黨認同、與抗議性的投票行為,是長久以來存在台灣的政治現象,這三個現象與新的格局將如何作用,也許將決定未來台灣的發展。
一、後威權統治的政治格局
上個世紀九○年代以前,國民黨執政的政府實施所謂「軟性的威權主義」,限制各項人民權利的行使。過程中還曾發生二二八事件與白色恐怖,迄今仍讓台灣民眾耿耿於懷。台灣雖然在九○年代解嚴,但國民黨內的權力架構卻並未隨之調整,除了某些偶發性措施,如預選制度,基本上國民黨還是維持威權性的政黨架構。
在此一威權政黨的本質下,黨幹們猶如政府官僚,以保全職位為優先。為了達成上級交付的勝選目標,全黨上下採取了模糊化政黨理念的策略並藉此與地方勢力形成共生關係。在國民黨擁有龐大資源可以支配的年代,此一策略確實為國民黨維持了多數黨的地位,但付出的代價則為中心思想薄弱與政黨失去理想性。基本格局定調後,國民黨在過去三十年便只能依循既有路徑,透過利益分配,在缺乏理念指導下,與地方派系相互扶持。
但正因為缺乏中心思想或施政理念,國民黨逐漸成為利益的集合體,民間的信任感逐年下滑。相對的,民進黨標舉鮮明的旗幟,不斷批判國民黨的腐化,雖然自身也不乏貪腐情事,但因意識形態掛帥,許多缺憾在熾熱的台獨理念下顯得微不足道。馬英九擔任黨領導人後,以經費有限為由關閉了中央日報、中廣等宣傳機器,形同國民黨在意識形態的競爭上全面棄守。再加上黨的大量裁員,威權時代所建立的組織體系,已僅能維持勉強的日常運作。缺乏意識型態的指導,組織又瀕臨瓦解,國民黨雖仍維持威權領導的形式,卻已無協調應戰的實力。
二、選民政黨忠誠度的薄弱
西方社會長久受到基督教信仰的影響,王權與教會或國家與社會的兩元制衡觀念早已深入人心。自由民主主義興起後,社會內部的矛盾助長了政黨政治的發展,民意對政府的監督從此有了驅動的火車頭。由於有文明發展背景與社經結構的支撐,西方人的政黨認同表現得比非西方國家更為穩定,政治心理學者因此認為政黨認同的穩定態度,是維持西方社會鬥而不亂的重要基礎。
中國人的宗教信仰原本就比西方更為多元,而且根據西方漢學家的觀察,中國人的宗教崇拜含有不少功利的算計。中國人到各種廟宇求神問卜,目的無非祈求願望的實現,一旦廟宇無法實現願望,中國人多會不假思索地改往他處另起爐灶。此一心態也完整的反應在台灣人的政黨忠誠度上,如全國公信力民意調查公司於11月中所執行的一項調查顯示,台灣儘管有激烈的藍綠對立,但竟然有近56%的民眾,表示他們為無所屬的中立選民,遠低於美國的10-15%。
政黨認同度的缺乏,使得台灣的政黨競爭常出現戲劇性的變化,如國民黨在2008年最高領導人的選戰中可以大勝對手240萬票,但區區八年卻可以轉為大敗三百多萬票,類似的大幅落差在政黨態度穩定的西方國家相當罕見。
三、表達抗議的投票行為
選舉設計的目的,乃在「選賢與能」。但從威權體制解放才二十年的台灣選民,「萬年政府」的印象仍然揮之不去,故而一旦獲得投票權,便常傾向以選票表達對執政者的不滿,構成台灣常被討論的「賭爛票」。換言之,台灣選民投票,目的是在表達「抗議」而非「選擇」,因為長期威權體制下選民對自己的一票可以帶來改變,似乎沒有太大的自信心。此一抗議型投票行為,使得選民忽略了未來政策可能改變的風險,但對台灣選民而言,這應該是下一次抗議投票的議題。在此一心態下,認定選舉結果代表了民意的付託,便可能失之武斷。
此一心態造成台灣民選首長常成為民調的祭品,施政滿意度往往在就職後不久便呈現即刻下降。以蔡英文的施政滿意度為例,2016年以57%得票率當選的她,就職一個月便跌掉10個百分點,就職周年(2017/5/20)則只剩28%(TVBS民調)。相較於美國大砲型的總統特朗普,儘管犯錯不斷,但就職半年都還勉強維持40%的滿意度。台灣的選民,似乎對自己的政治領袖更為無情。
參、國民黨的再起策略
考量政治的新格局與台灣特殊的政治文化,國民黨如果圖謀再起起,便有必要省思過往的競爭策略是否必須進行調整。
國內有不少評論者疑惑,民進黨執政後支持度持續走低,但何以卻未見到國民黨支持度因此獲利?從上述的分析,答案應該呼之欲出。由於國民黨從未大力宣揚政黨的理念,對民進黨感到失望的選民就算有意認同國民黨,也仍然陷於無法說服自己的窘境。換言之,目前的情勢是「政黨解構」(party de-alignment),但由於國民黨提不出顯著的號召結合流散的選民,「政黨重組」(party realignment)乃因而無法出現。此一現象說明了,何以有超過五成的選民,在民調中表示他們沒有任何政黨認同。
要建立政黨認同吸引對民進黨失望的選民,論述上便必須與民進黨做出明顯的區隔,而這當然又脫離不了兩岸議題。民進黨主張台獨世人皆知,國民黨便必須採取更為積極的兩岸統合政策,藉以凸顯兩黨的差異。馬英九時代的「不統、不獨、不武」政策,在陳水扁造成兩岸關係緊張後或許具有號召力,但當今天蔡英文也粉飾「維持現狀」時,國民黨便應提出更積極的兩岸政策主張。台灣沒有獨立的條件,這是多數台灣民眾心知肚明的,但民進黨旗幟鮮明的台獨主張卻依然可以持續擴張力量,原因無他,因為國民黨沒有提供相對應的政策刺激論辯,提供台灣民眾不同的選擇思考。
政黨政治學者杜瓦傑半個世紀前便講過,人類的天性是「在兩個對立的選項中做決定。」理論上中間選擇最具溫和性,理應可以凝聚多數,但本性上人的思考總是非黑即白,中間立場常常只是兩端妥協的結果,不會形成穩定的多數。無論民進黨提出台獨主張的真正動機為何,它確實提供了部分選民一個清楚的號召,國民黨則因怯於提出完全對立的主張,使得民眾必須藉由其他因素才能找到支持國民黨的理由(如買票、派系、組織、反台獨等)。而「兩顆子彈」可以造成選舉翻盤,也正印證了杜瓦傑的觀察:中間政黨往往脆弱而不穩定。
國民黨長期的威權執政,當然出現過不少操守不良或政績不佳的官員,選民的不滿不難理解。但由於國民黨未曾標舉清楚的兩岸政策理念,那些不滿國民黨政績轉而支持民進黨的選民,卻也因此糊里糊塗的都被歸類為台獨主張的認同者。這說明了,民進黨全面執政後,反對台獨的民意反而有升高的跡象。國民黨如果在兩岸政策上能提出更明確的表述,相信選票也不至於有「雪崩似」的流失。
政黨必須先證明自己的政策主張具有傳播的價值,傳統媒體或新興媒體才可能進行廣泛的傳播,採取守勢的「不統不獨不武」主張,並不符合新聞傳播的價值,當然無法使國民黨在選民心目中留下鮮明的印象。台灣民間常說「國民黨拙於宣傳」,事實上並非國民黨沒有文宣高才,而是因為缺乏明確的目標主張,就算有再好的廣告人才也不知如何推銷產品。思想偏激但訴求明確的特朗普,能夠在2016年的美國共和黨初選中脫穎而出,最後居然還打破經驗法則,以較少的經費贏得總統大選,其中過程相當值得國民黨借鑒。
在民進黨全力打殺國民黨黨產後,國民黨已沒有充分資源進行傳統的綁樁式選戰。如果圖謀再起,努力爭取政治獻金已成了國民黨的另外一個戰場。但政治金主比眾多的選民,更為重視自身利益與政治理想的堅持,要吸引這些金主慷慨解囊,國民黨勢必要有更清楚的政策方向。以今天全球的財經狀況觀察,行有餘裕的金主大概都與中國市場相關,當對岸的領導人已清楚地宣告反獨,國民黨若提不出明確的兩岸定位,甚至讓對手見縫插針抹為「華獨」,這些金主又何必積極支持?在黨產淪喪殆盡的今天,國民黨似乎已沒有模糊的空間。
不少人疑慮,台灣人多數反對統一,故而在「台獨」的對立面,確實沒有太多揮灑的空間。此一擔憂未免淪為「套套邏輯」,就因為過去沒有主要政黨從「一個中國」觀點進行論辯,多數民眾當然不容易以統一作為可能的選項。再者,「台獨」與「統一」間其實存在許多的條件與前提,國民黨當然不會笨到主張「立即統一」,但光是明顯傾中的立場,便應該足以改變台灣選民對未來可能性的思考。
(本專欄文章作者意見不代表論壇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