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新加坡長期以來被認為是親美與反共的國家,惟其早年左傾路線常為人所忽略。本文將從新加坡建國基礎談起,強調脫離馬來西亞後,改變反殖反帝姿態的經濟理由,也認為當今新加坡面對中國對馬來西亞的大舉投資,半世紀前轉向的理由重現,恐將再出現新的路線選擇。
新加坡建國前後的意識形態
人民行動黨1954年成立時,由於海外中國華僑心向祖國,行為與策略上十分左傾,常以反帝親中口號吸引選票,如李光耀在1955年公開宣稱「華人為中國感到異常自豪。如果要我在殖民主義和共產主義間作出選擇,我會投票支持共產主義,絕大多數華人也會這麼做」,這也是為何當時的美國總領事Elbridge Durbrow認為李光耀實際上是共產黨。
由於其選民的華人結構,中國自然是各方勢力討好的對象。1955年自治後第一任首席部長(Chief Minister, 後稱總理),即勞工陣線的馬紹爾(David Saul Marshall, 1908-1995),卸任後立即在1956年訪問北京尋求合作。人民行動黨也不例外,1958年李光耀與支持的馬來亞共黨合作,贏得1959年的全面自治選舉,選後中央委員易潤堂與陳翠嫦即訪問北京,其親北京程度也解釋蔣介石在日記中感嘆這是人民行動黨執政是共黨勢力在東南亞一大進步。
在此意識形態下,李光耀對美國常抱著批判的態度,獨立後也不例外。1965年8月30日, 新加坡獨立後僅三週,李光耀透過英國報紙公開反美,批評華府對他個人不敬,未派醫生治療其夫人柯玉芝,且CIA介入新加坡政治。向全球表達其反殖反帝的立場的同時,美國國務院詢問蔣經國對李光耀的認識,後者答稱李被共產黨利用。
從這幾個簡單的紀錄可看出,李光耀和美國領導的「自由世界」關係,早期至少有十多年的時間,關係並不好,甚至有敵對的情形。當時新加坡走的是左翼反殖反帝路線,和北京的關係雖然目前缺乏研究,但新加坡早期對台灣態度不佳也是事實。例如為了迎合選民,李光耀反對台灣1964年於吉隆坡設領事館。
1964年馬來人和李光耀對台灣不同的態度,更折射出早年新馬眼中的中國。活躍在馬來半島上的馬來亞共黨絕大多數是華人,人民行動黨的意識形態使馬來人心生畏懼,更容易因此認定新加坡的華人容易成為共黨。因此,吉隆坡走親美的反共路線,對台灣較人民行動黨友善。當時在聯合國的發言,吉隆坡雖支持中國入會,但以不能驅逐台灣為條件。相較之下,新加坡的態度不但較為親中,1也於1971年在聯合國投票中支持「阿爾巴尼亞案」驅逐台灣。
由1971年新加坡在聯合國投票的態度,與蔣經國1965年對李光耀的批評可知,吾人當今熟悉的「台星傳統友誼」或「蔣經國和李光耀的私交」,是1970年代以後的事。那麼新加坡對中國的態度為何轉變?
新加坡轉向
英國人設計的新加坡,1965年以前基本上就是個以馬來半島為腹地的貿易城。獨立前後和馬來人不睦使其產生強烈的不安全感,擔心在經濟上隨時可能遭到馬來西亞封鎖。其次,新加坡百年來都是英國在東南亞最重要的戰略要地,雇用數萬人以維持軍事基地運作。而英國縮減全球防務開支,1960年代開始計劃撤回新加坡基地,也將對新加坡的經濟產生重大影響。
因此,為了維持經濟發展,特別是國內失業率在獨立後節節高昇,新加坡建國後不久就從原本親第三世界的中間偏左態度,迅速轉向到資本主義的右翼世界,和吉隆坡一起爭取美國的青睞。李光耀對美國雖曾有許多尖酸的言語,但到了1966年左右已意識到必須依賴美國以維持新加坡的生存。
美國對李光耀表現的回應,是同意參加越戰的美軍到新加坡休假,擴大其國內消費,另外也鼓勵美國企業家開始到新加坡投資,允許軍艦至新加坡維修,以增加其國內就業、提升其工業水準,並打開西方外銷市場。
經濟穩固同時也鞏固了人民行動黨,反殖反帝不再重要,對外開始支持越戰,李光耀也在1967年起常態性訪美,使新加坡逐漸成為美國盟邦。當時中國正逢文革,因此也開始批判新加坡,文宣中不斷以美國走狗稱之,這些指責進一步鞏固新加坡親美反共的形象。
形勢變遷
中國進入聯合國後,革命熱情逐漸降低,首先與吉隆坡改善關係,與新加坡也在1970年代開始修好。此後隨著中國經濟崛起與新加坡經濟開放的特色,今日中新雙方互為對方最大投資國。
直到2016年南海與裝甲車事件發生前,大多數學者與媒體都認為新加坡與北京關係良好,但實際上大約在2011年左右,由於美國宣佈濱海戰鬥艦將駐紮新加坡,新加坡和中國的關係開始有了變化。李光耀在各種演講中催促美國制衡中國,李顯龍也在華府公然嘲笑中國的空氣 (「北京市民開窗可免費吸菸」)與河流上的死豬(「上海市民開水龍頭可喝免費排骨湯」),更在東京指中國會因釣魚台爭執而失去國際地位,新加坡助美圍堵的姿態如此明顯,中國也必將有反應。
2013年習近平藉 APEC 首次前往印尼,順道訪問馬來西亞,與兩國建立「戰略伙伴」關係之餘,對夾在兩國間的新加坡不但過門不入,還在馬來西亞會見了與新加坡有夙怨的前首相馬哈迪(Tun Mahathir bin Mohamad)。 在此同時,李克強在新加坡咫尺之遙的汶萊,與緬甸、馬來西亞、澳大利亞、美國、韓國、印尼、柬埔寨、紐西蘭、俄羅斯等各國領導人或外長會面,並親訪泰國與越南。 就算是對國際政治了解有限的人,也可以體會出中新關係稱不上良好。
南海爭議中新加坡選擇親美,使中國制裁新加坡的聲音日益擴大,開鑿泰國克拉地峽(Kra Canal),徹底拔除新加坡在馬六甲海峽的商業與戰略地位的聲浪日益高升。但在這個構想執行之前,上海以其優越地位與中國龐大內需,新建的「洋山深水港」已取代了新加坡世界大港的地位。新加坡因此期待透過TPP將中國區隔在自由貿易區外,減少對新加的影響,李顯龍本人更在2016年8月親赴美國遊說。不料川普當選,退出TPP對新加坡制衡中國的戰略是一大打擊。
但更重要的影響恐將來自距離新加坡車程三小時,中國正在馬六甲建造的皇京港(Melaka Gateway)。馬來西亞雖有恐中傳統,但馬共時代早已遠離,而馬來西亞雖然是南沙群島聲索國之一,但在整個過程中保持低調,因此與中國關係也不斷上升。中國除了大舉投資馬來西亞基礎建設,甚至開始出現軍事聯合演習,並進而向中國採購軍艦。這個港口就是在中國一帶一路的戰略與中馬關係升温至軍事合作的背景下,由中國投資興建。
該港口2019年完工後,將超越新加坡成為馬六甲海峽最大港口。全部包括遊憩設施等配套將於2025年完成,取代新加坡的戰略意圖甚明。屆時中國若運用其影響力使目前運往中國的船隻改在皇京港卸載,結合其目前在東南亞投資的鐵路網,將擺脫對馬六甲海峽的依賴。而有了馬來西亞配合,加上執政的巫統和美國與新加坡都不睦,中馬合作對新加坡的經濟打擊更將難以預估。
新態度
2017年以來,雖然中新關係有回暖跡象,也潛藏中新雙方新訊息。新加坡了解北京的不滿,與美國亞太政策未必符合己意,已一反過去態度,不斷在各方面釋出在南海事務中改變原來親美立場的消息。相較於之前對相關議題的大動作,新加坡近來的噤聲或中立談話反而顯得突兀。回顧其歷史,更值得吾人深思,新加坡是否會繼馬來西亞之後,政策轉向為遠美親中?
北京方面似乎尚未釋懷。首先,雖然新加坡副總理張志賢率領一半的閣員前往北京參加雙邊合作聯合委員會,卻難獲副總理張高麗以上層級的接見。其次,派往新加坡參加香格里拉對話的代表,僅為軍事科學院副院長。最近新加坡副總理尚達曼公開邀訪李克強,而中國未予回應。中國對新加坡冷淡可以理解,相對而言,面對北京的冷遇,新加坡是否會進一步友中亦有待觀察。
回顧半世紀前的歷史,由於經濟的壓力,新加坡放棄原本左翼立場,追隨馬來西亞,也開始親美,目前的形勢也有諸多類似處。新加坡曾對中國有許多刻薄言語,但眼前的現實是美國對新加坡的經濟影響已大不如前,雖在新加坡有駐軍,但規模與影響也遠不如過去的英軍。相對而言,由政府控制且掌握新加坡經濟命脈的淡馬錫公司 (由李顯龍夫人何晶管理),有四分之一的投資放在中國,遠高於投資美國的百分之十。眼見馬來西亞與中國日益交好,北京經濟決策幾可決定新加坡生存,新加坡解決之道惟有與北京妥協。
結論: 再轉向?
面對新形勢,新加坡政策再度轉向,遠美親中的可能性日益上升,至於親中到何種程度,一種模式是附和。如過去附和美國南海立場一樣,也將開始附和中國立場。例如近日由於香港回歸二十週年,美國行政與立法部門對其言論自由下滑大肆批評的同時,李顯龍則在德國漢堡向習近平恭賀在香港「一國兩制」的成功。。
只是,習近平似乎並不感謝,反而暗示李顯龍不如李光耀,提醒他「要繼承兩國老一輩領導人留下的良好傳統,從戰略高度和長遠角度把握好兩國關係發展方向」。因此,新加坡要討好中國,言語附和之外,恐需拿出更實質的內容,而李光耀在其2013年最後的著作One Man’s View of the World,提出未來中美共用新加坡海軍基地的可能性,可成為觀察指標之一。
1. |
James Gould, The United States and Malaysi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217. |
(本專欄文章作者意見不代表論壇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