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安倍晉三2012年在日本眾議院大選中率領自民黨重新贏回執政權,再任首相。華語世界對他的評論大多圍繞在他的右翼立場。但是安倍右傾的政策論述是甚麼?又與其他日本右翼有甚麼區別?其實並不清楚。
日本右翼組織繁雜,在國家發展論述與行動實踐上的看法也有歧異,這裡並不準備對他們進行細緻的分辨,為求方便,文中一概統稱為「傳統右翼」,以有別於安倍這類的「修正右翼」。
分析一、傳統右翼「反中」又「反美」的根源
傳統右翼立論的基礎,可以直溯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簡稱「東京法庭」)對日本戰後的影響。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為執行美國政府「單獨佔領日本」政策,麥克阿瑟將軍以「駐日盟軍總司令」名義,在東京建立「同盟國最高司令官總司令部」(本文簡稱「美軍司令部」),進行軍事占領。傳統右翼認為東京法庭其實是美軍司令部解除日本「精神武裝」的工具。
東京法庭把「大東亞戰爭」當成「侵略」。除去天皇,其他戰前所有的政治領袖全被當成「戰犯」,也就是等於將戰前與戰時日本的整個社會等同於軍國主義,判定「有罪」。對於傳統右翼來講,東京法庭的判決影響深遠,之後數十年,日本社會被洗腦,為不堪的過去「贖罪」。表現在區域外交上,中國與韓國自此動輒使用「歷史恩怨」責難日本,甚至干預內政。
面對「二戰」,安倍選擇與傳統右翼類似的立場。質疑大東亞戰爭不該簡單定義成侵略,並認為慰安婦與南京大屠殺為捏造。
針對相關問題,日本的公共知識界一直對「大東亞戰爭」的定位有爭議。例如林房雄(真名:後藤寿夫)在所著的《大東亜戦争肯定論》,就認為當時面對西方帝國主義席捲的國際大環境,日本必須「自衛」。因此,把「大東亞戰爭」賦予兩層意義;一則是各個帝國主義國家間的戰爭,另一則是把亞洲從西方殖民統治解放出來的戰爭。
在這個論述基礎上,也有講法說日本是被帝國主義牽拖而被迫進入「二戰」。認為這些參戰的帝國主義國家,無分勝敗,他們在歷史上的惡行惡狀都是一樣「罪惡」。並不認為日本比他們更差勁,更何況「美國帝國主義」還在日本的長崎與廣島投下兩顆核彈,這種操作大規模屠殺性武器的做法,又憑甚麼可以站在更高的國際道德制高點。再者,如果倒果為因,日本的參戰也的確致使亞洲達到反殖,去帝國主義的結局,因此又何須在戰後至今,仍對日本苛責不止。
傳統右翼認為要脫除日本現有的困境,就必須一方面反對東亞鄰國,尤其是反對中國不斷拿侵略戰爭作為苛責日本的理由,同時也必須「反抗美帝國主義」,因為美軍司令部設計得各種框架限制,使得戰後日本政治與社會畸形發展,甚至喪失民族傳統自信與歷史文化。
日本傳統右翼的旗幟鮮明,「反中」同時也必須「反美」,如此才能重新拯救日本。
分析二、評價日本「戰後政權」作為安倍政治論述的基點
安倍2006年競選時提出打造「美麗的國家(美しい国)」,但是2012年選舉的政綱卻變成「奪回日本(日本を、取り戻す)」,仔細閱讀相關的出版品,這些論述表面上是針對當時的政敵所提出的政見,但是進一步卻可以發現他所批評的真正對象,卻是戰後日本的民主政治型態,也就是「戰後政權」。
安倍要超越戰後政權,就必須重新對日本「需要的」民主政治給出定義、同時進行與過去的切割。
面對「戰後政權」,安倍針對批評的對象有兩個;
第一就是「保守主義」,可以說就是自民黨的主流,涵蓋吉田主義(吉田ドクトリン)與相關保守派閥,他們主導日本政壇一直到1980年代結束。
第二個就是所謂的「進步主義」,基本上泛指日本左翼勢力,日本社會黨與共產黨(甚至暗指之前執政的民主黨)、作為媒體的朝日新聞、「日本教職員組合」以及公共知識分子。他們雖然沒有執政,卻操控日本社會主流價值走向。
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大江健三郎就被歸類於進步主義,他在獲獎演說中,對於日本戰後民主多所讚譽,並對戰爭抨擊。在《沖繩筆記》中,他陳述許多平民是在軍方強迫下自殺殉國,這樣的論點一直被日本右翼人士攻擊,甚至提告。安倍對於詆毀戰前日本民族主義與軍國主義並不贊同,強調歷史是延續的,必須進行理解,過去並非絕對是邪惡,所以也不同意大江健三郎的看法。
吉田主義堅守和平憲法與美日安保條約,主張國家經濟發展絕對優先,迴避歷史討論,而外交政策則盡量保持低調。這樣的治國策略對戰後日本經濟發展有絕大的貢獻。但更深層的來講,安倍認為保守主義太過故步自封,一味遵循美軍司令部制定的政治架構,受限於東京法庭判決的史觀,一廂情願以為世界和平會來到,實際上將日本抽離出國際運作。
與日本傳統右翼的看法類似,安倍以為保守主義逃避問題,不僅迴避軍隊重新武裝,把日本防衛任務完全依賴美國。保守主義也不願意檢討和平憲法,安倍認為這樣的態度是不負責任的,是放棄保衛自己的國家與人民,也造成社會安全思想體系的完全崩壞。
想對於保守主義,安倍更嫌惡進步主義。保守主義受制於戰敗的約束,不能面對戰前的過去。但是推波助瀾,進一步壓抑日本復興的是左翼進步主義。政壇上進步主義的代表就是日本社會黨與共產黨,他們「反美」的政治立場,但卻堅持和平憲法,使得日本社會扭曲並誤認「親美」與「重商」的保守主義是軍國主義的化身。
安倍認為進步主義根本貶抑「國家」概念,全盤接受東京法庭的史觀,將二戰挫敗完全歸責於日本戰前的國家機器。使得日本人民總是站在國家的對立面,寧願以世界的角度去思考,卻不願承認國家才是促進與保障個人權利的執行者。
安倍批評進步主義人士幫助慰安婦對自己的國家進行訴訟,也歸罪朝日新聞這類媒體的報導,使得日本歷史教科書與靖國神社參訪變成一個外交問題。在進步主義的政治論述下,國家與民族主義(囯民主義)成為軍國主義的同義詞,有意識地被邊緣化。甚至唱國歌與升國旗都可以被當成是軍國主義的復辟。
安倍這樣的感觸也不是空穴來風,最近當他率領自民黨黨員在年假後復工時高唱國歌《君之代(君が代)》,的確招致批評。理由就是該歌曲是大日本帝國與軍國主義的象徵。安倍卻發言回批,「我們的黨讓政府能夠在上班前高唱《君之代》,這是我們『奪回日本』的第一步」。
對於安倍來講,戰後民主政體只是一套社會信仰體系,保守主義握有政權,但是進步主義卻擁有詮釋權,並非真正的民主政治參與。
總結安倍對保守主義與進步主義的評價:
自民黨的吉田主義使得日本社會道德崩壞。過分追求經濟發展,帶動整個社會拜金主義充斥,追求物慾卻喪失精神意志。
進步主義更進一步扭曲戰後民主法展,把國家與社會切割,使得日本政府處於絕對被動,無法評價戰前的日本現代史,也無法真正介入文化政策與國民教育、遑論開展獨立自主的外交與國防政策。
分析三、安倍「反中」卻「親美」的政策論述
根基於對日本戰後政治的評價,安倍在政策層面上,延展成兩點政策論述:
第一、修改和平憲法第9條,奪回宣戰權並重組國防軍。
安倍強調有三個理由必須修改憲法,首先、憲法是由美國佔領時期,麥克阿瑟將軍指導所制定,並非日本全國的集體意志。再者、憲法與事實有違,尤其是憲法第9條,破壞日本主權。最後、透過修憲凝聚集體意識,以開創日本光明的未來。
面對東亞鄰國,安倍認為日本戰後政權太過「自制」,尤其面對中國與南、北韓的關係上,完全沒有策略,只會以拖待變,或者進行「道歉外交」,盡量避免衝突摩擦。結果就是忽視日本國家利益,傷害自己。
安倍認為中日兩國自1972年建交正常化後,日本就處於一種極度克制的狀態。和平憲法精神導致日本內有進步主義的制肘,無力對外。儘管日本政府已經公開道歉過21次,過去30年也對中國提供超過3兆日圓的貸款與援助,但是中國政府與民間仍然動輒反日,他認為就是過分低調的外交政策所致。
和平憲法切斷日本與戰前的歷史,妨礙日本主權的行使,並有礙日本文化的延續,使得日本不是一個正常國家,所以必須修憲,以恢復並奪回日本的獨立地位。
第二、推動民主政治「普世價值」,堅守美日安保條約。
美日安保條約對於傳統右翼是一個緊箍咒,象徵日本對美國的依賴,無法自主,國家無法獨立。法律上,1952年舊金山和約恢復日本的「自主獨立」。但是實質上,對於傳統右翼來講,日本盲從美國,美日安保條約就是邪惡依賴的基礎。傳統右翼人士,像是石原慎太郎、江藤淳、開高健,基本都抱持這樣的看法,所以「反美」是一個必然。
但是安倍不以為然,他願意進一步解套,認為問題只是出在和平憲法。美日同盟的關係也就因為憲法第9條,變成是「單邊依賴關係」、日本依賴美國的軍事保護,而無法平等地互相依恃。因此,只要解決修憲,美日安保同盟關係就會迎刃而解,在本質上做出轉變。
但是在「反美」的立場上,安倍與傳統右翼分道揚鑣,清楚有別。他沒有抨擊過美國二戰時的核彈侵略,也不反核,他只選擇性的附和一些右翼的論述立場。安倍不同意美軍司令部的做法,也堅持應該修改當時制定的和平憲法,但是堅稱日本是美國的盟友,並「不反美」。
安倍更提出「普世價值」取代「東京法庭判決」作為日本未來展的基礎。傳統右翼間歇地,有意無意地把民主當成「西方的價值」,但是安倍在這一層面上刻意與右翼劃界。他是有條件的,有選擇性的向右翼傾斜或尋求支持,但是他不贊成復辟軍國主義、向專制政體靠攏、也不贊同戰前的日本體制、或嘗試恢復帝國光榮。
安倍對民主意識形態的推崇,放在外交上,日本就成為亞洲民主化的基礎,並區分出「非民主的他者」,那就是中國與北韓。在這個角度上,他又巧妙地與傳統右翼合流,進行「反中」。
安倍內閣的現任副首相兼財政大臣的麻生太郎,他就多次強調日本民主的傳統,推動「自由與繁榮之弧(自由と繁栄の弧)」的價值觀外交。強調日本尊重自由、民主、人權、法治、市場經濟等基本價值觀,希望與有著類似價值的國家強化合作。安倍以此作為日本可以向世界和平貢獻的起點,與美國並肩合作。這樣的說法其實呼應著美國新保守主義的「民主和平(democratic peace)」論述。
放在政策論述的層面,「價值觀外交」其實就是區分敵我的策略。
有著類似價值觀的國家就是朋友,就算社會與經濟開發層次彼此有巨大差距,還是可以互相妥協,例如印度。但是非民主國家則被定位成不可妥協的異端,當成次等的交往對象,也因此高調對待成為理所當然,甚至可以進行對抗,而中國與北韓就是最好的例子。
以價值觀,或民主作為外交標準,對於日本來說,也可以降低這些東亞鄰國以歷史恩怨來詆毀日本參與國際的動機與行為。民主與不民主的界線,價值觀外交畫出一條中日關係不能踰越的鴻溝,任何中日「國與國」的友好親善來往都是有侷限的。
安倍一方面巧妙地唾棄和平憲法,卻同時透過「普世價值」,穩固美日安保條約的同盟,成就「反中」卻「親美」的看法。在國內政治上,也安撫住傳統右翼作為安倍潛在的政敵,儘管「反中」的內含不同,但在態度上得到共識。
結語
安倍與日本傳統右翼的政治論述的確有一段差距。
簡單來講,傳統右翼與安倍的區別就是:前者「反中」又「反美」,而後者「反中」卻「不反美」,甚至「親美」。
他透過抨擊保守主義與進步主義所組構的日本戰後政治,與傳統右翼找到共同的政治論述立基。他宣稱戰後政權盲目追求經濟發展,昨非而今是地與日本歷史劃清界線,沉淪於和平憲法卻不願與時俱進的加以檢討,使得日本社會意志崩壞。在國際上,無法保障日本人民的安全福祉,也不受國際尊重。
但是安倍也標明日本堅持民主「普世價值」。需要正視戰前歷史,必須修改憲法,讓日本成為一個正常國家。並應該在國際上更積極,與美國更緊密的結盟。普世價值是一種政治認同象徵,代表日本與美國、以及其他西方國家擁有一樣的意識態度。表現在日本應有的對外關係上,立即轉變成與中國對抗的基調。因為中國政權「不民主」,無法與普世價值接軌。
在這個交接點上,安倍領導的自民黨與傳統右翼勢力出現重疊,那就是「修憲」與「反中」。但是也悄然地,壓抑住傳統右翼的「反美」論調,將「親美」與普世價值掛勾。
(本專欄文章作者意見不代表論壇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