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6.03.22
俞劍鴻
國立金門大學一點理論研究中心主任
2016年9月,Foreign Policy探討了世界上10個最危險的國家,其中大部分都是位於貧窮、落後的第三世界。可是,一名我國的前職業軍人卻說這些國家都不危險,最危險的非日本莫屬。他特別提到了日本的武士道精神。就英文,精神可以被翻譯為ethos或者spirit。
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日本人爲他們在戰爭時期對一些國家所犯下的罪行及暴行已經道歉了無數次。我們可以先批判一下三個例子。
一、當時就日本天皇的正式道歉存在了兩個版本。據說第一個版本是天皇對盟軍將軍與領導人Douglas MacArthur說了以下的話:「在你所代表的權力下,我來到你的面前,我願意爲我的人民在戰爭時期所做的每一個政治決策及每一個軍事行動負起最大的責任。」以下則是另外一個版本: 1945年9月–1952年4月盟軍佔領日本時期,Patrick L. Tierney擔任Art and Monuments的主任委員。根據Tierney的說法,天皇來到了MacArthur的辦公室,可是後者拒絕見他。無論如何,對於天皇到底有無收回他於1945年8月15日對他的人民所說的話,筆者保持高度懷疑。1945年8月15日的那一天,天皇有史以來通過廣播叮囑日本帝國人民要「忍受難以忍受的、承受難以承受的。」換言之,問題的癥結是那個神道教最高領袖、日本國家象徵的君主並沒有提到投降或者我們被打敗了的概念。他只說了「戰爭的結果對他們不利」(the war “did not turn in Japan's favor”)。1很多的觀察家認為這是一種典型的低調陳述(understatement)的策略。
二、被懷疑為甲級戰犯的岸信介於戰後被盟軍釋放後曾於1957年2月至1960年7月出任日本首相。在他任內的第一年,他對緬甸人民說了下面一番話: 「對於我們所引起的惱怒,我深表遺憾。」 他對澳洲的人民則說:「對於戰爭所帶來的一切,我們感到衷心的傷悲。」 可是,為什麼這位首相不像其他政府官員及政治人物一樣使用更有份量的字眼,例如「非常遺憾」、「深深悔恨」和「強烈意識到日本需要為它所造成的嚴重性破壞負責,並且自我責備」呢?我們必須要對比正式和表面道歉的級别,因為日本人是一個很重視倫理的民族。
三、岸信介的孫子,亦即安倍晉三,是日本首位出生在二戰之後的首相。安倍的道歉是百分之百真誠的嗎?在2013年的10月,安倍說了一些話:「日本在亞洲的一些國家造成了巨大的破壞並且使他們的人民遭受到痛苦。安倍內閣將與以往所有的內閣維持一樣的立場。」可是,在2006年10月,當安倍道了歉之後,80位日本立法者拜訪了位於東京都千代田區供奉1,068個被定罪的二戰戰犯的靖國神社。
時常有報導說日本朝野對於再三地需要向他人道歉已經感到厭倦。很悲哀的是,日本人至今有沒有弄清楚為什麼受害國家和人民到現在還是對他們不管任何形式的道歉感到不安?
我可以提出幾個原因並且提出我的建議。第一點,1945年9月,日本帝國無條件投降。代表盟軍的MacArthur在戰艦USS Missouri (BB-63) 上面面對著眾多的麥克風和向正在等候的全世界說「我真誠的希望,更確切的是全人類希望,從這個莊嚴的場合開始,一個更美好的世界將從剛過去的血淋淋的大屠殺中誕生。這個世界將建立在信念和理解上。這個世界也致力於維護人類的尊嚴以及實現人類所珍惜的對自由、容忍及正義的追求。」事實上,MacArthur所說的只是表達了美國的觀點。
須要記住的是,日本武士道在幾個世紀前代表日本精神。它跟歐洲的騎士(chivalry或者knighthood)概念有點類似。武士道精神追隨者把日本投降解讀為一場暫時的、羞辱的、失敗的戰役罷了。日本天皇暗示不認輸的話一直在被他統治之下的人民的耳邊迴響。他們其中有些甚至會覺得他們是冤枉的,並且反駁說如果當時帝國日本先發明了原子彈,那最終會打勝仗的應該是日本。
第二點,MacArthur或者說有幾個二十一世紀的美國人瞭解武士道精神?假如二十一世紀或者二十二世紀的日本是被軍國主義者所主導,一個更美好的世界會否出現?不要忘記說2016年11月的美國總統選舉被貼上標籤為民粹主義以及在很大程度上被媒體所操縱或者錯誤的被引導。
第三點,安倍在2017年2月首次拜訪了甫於2017年1月上任的美國新總統 Donald J. Trump。1941年12月的美國夏威夷珍珠港事件導致美國被捲入二戰。2016年12月,安倍歷史性的在該事件發生地點獻花。2,400個美國人在珍珠港轟炸事件中喪生。安倍以他首相的身份獻上他「真誠及永恆的慰問。」站在當時美國總統奧巴馬的身邊,安倍信誓旦旦的說「日本絕不能再重複恐怖的戰爭。」 不過,值得懷疑的是,根據英國衛報(The Guardian )的敏銳觀察:「就像奧巴馬在2016年5月成為第一個參訪廣島和平紀念碑的美國在位總統時,他沒有認錯道歉。安倍也沒有很明確的道歉,他反而一直重複的提到和解…」 我想拋出一個棘手的問題:1970年2月,當時的德國總理 Willy Brandt 為了表示對1943年4月的波蘭華沙Ghetto Uprising的謙卑和歉意,突然間面向受害者尤其是猶太人的碑下跪長達一多分鐘。安倍為何不也學學Brandt一樣下跪呢?
第四點,MacArthur因為強迫日本接受西方式的憲法而飽受批評。 1950年代初,日本恢復了它的主權地位。日本國內的右翼分子開始呐喊要讓他們的國家再度成為一個正常的國家。他們也嘗試修改MacArthur版本的戰後和平憲法。其中的一條規定說「日本人永遠放棄發動戰爭的權利並且不威脅和使用武力來解決國際紛爭。」假如那些右翼分子今天不存在的話,非日本人就不用擔心武士道層面的民族主義和軍國主義了。眾所周知,在日本政治界有一個具有政治功能的宗教組織,亦即「神道政治聯盟國會議員懇談會。」神道在二戰之前是事實上的國家宗教。根據日本的宗教年鑒,其信徒達1.06億。就這些人,多少人想要恢復大日本帝國時代的輝煌呢?
今天,許多日本人還是被武士道精神所吸引、鼓舞。日本的職業摔跤運動員擁有很多的觀眾,而美國的職業摔跤者則「傾向於人物卡通化加上可疑的表演手法。」2一位愛好觀看摔跤者曾經提醒我說美國的摔角賽是在叙述故事的。然而在日本的摔跤比賽中,我們可以看到戰鬥精神和莫大的毅力。在一個兩人或多人的比賽中,摔跤手有可能被打的半死。日本摔跤手會在他/她只剩下最後一口氣時用盡全力拳打他/她的對手或者抱舉對手加以重摔,然後才退回他/她的角落求救。
很多人說新加坡華人跟香港華人一樣,怕輸。精通武士道精神的人都瞭解日本武士道追隨者不但不輕易認輸,他們的下一步還有可能反敗為勝,把他們的對手擊敗,以取得內心深處的那份榮譽感。
是的,武士道精神今天在日本還是很有活力的。不過,我相信為了維護個人神聖的榮譽感而切腹自殺的極端武士道精神的追隨者只有少數。
簡而言之,日本人什麼時候才不用向他人道歉?我深信會是當安倍或他的繼承人學Brandt下跪,並且手持例如1997年的暢銷書《南京的強姦:二戰中被遺忘的大屠殺》(The Rape of Nanjing: The Forgotten Holocaust of World War II),以表示真誠的悔意和道歉。
一位在東京都的大學任教的華人教授蔡兆申,講過這麼一段觀察入微的話: 「…冷戰扮演了更重要的角色。一方面,德國需要和它鄰近的歐洲國家促進戰後和解。這是一項必須要做的優先任務。另一方面,日本因為冷戰而失去了和一些亞洲國家促進和解的大好機會。二戰結束後,日本有美國在背後大力撐腰,它根本不需要甩中國和俄羅斯。在後冷戰時代,我覺得他們應該尋求一個好時機來達成真正的和解。」3現在正是時候讓安倍,一位戰後領袖,例如去參觀和拜訪位於中國大陸的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或者前上海公共租界,因为當時那裡也有猶太人。
然而,根據另外一位很有見地的觀察員所說,例如關鍵時刻可能已經錯過了,因為除非超級大國對日本施加壓力,東京根本是會不理不睬的。4所幸,具有良心的日本人還是有的,例如出身於二戰後的村上春樹於今年2017年2月24日出版的兩卷本長篇小說《騎士團長殺人事件》明確提到說日本於1937年12月在南京進行大屠殺
(本專欄文章作者意見不代表論壇立場)
Peter K. H. YU teaches at Taiwan-based National Quemoy University. His most recent book is Governing JinMen/Quemoy: The International Regimes and Non-international Regimes Dimensions (January 2017). His 72,000-word manuscript, Reinventing the Methodology of Studying Contemporary China: Re-testing the One-dot Theory, is scheduled to be published by Springer/Palgrave MacMillan in summer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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