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開煌 銘傳大學兩岸研究中心主任兼教授
一、歷屆「六中」的主題: 中共中央每年秋季召開的中央委員會,是中共以黨領政,實踐黨的領導的重要方式之一,因此一般而言,想要具體把握明年中共施政的重點,則不能不重視每年秋季召開的中央委員會,今年召開的中央委員會將於10月24日至27日在北京召開,按中共中央政治局在9月27日召開會議新聞報導稱:聽取了《關於新形勢下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則》、《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稿在黨內外一定範圍徵求意見的情況報告,決定根據這次會議討論的意見進行修改後將文件稿提請十八屆六中全會審議。這說明一個月後的「中全會」之主要議程就是制定《關於新形勢下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則》及修訂《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為什麼是這個議程,而不是中共比較更棘手的經濟議題呢?有不少的海外媒體從規律性,去瞭解每屆的「六中全會」的議程設定: 1981年6月召開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了《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 1986年9月召開的十二屆六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指導方針的決議》。 1990年3月召開的十三屆六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加強黨同人民群眾聯繫的決定》。 1996年10月召開的十四屆六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若干重要問題的決議》 2001年9月召開的十五屆六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加強和改進黨的作風建設的決定》 2006年10月召開的十六屆六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 2011年10月召開的十七屆六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深化文化體制改革、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 有人歸納出中共改革開放以來的7次六中全會,「有3次研究意識形態問題、3次研究黨的建設問題,1次研究社會建設問題。」1作者說:「可見,聚焦意識形態問題、黨建問題是改革開以來六中全會的主題特徵。」2然而作者的說法並沒有告訴我們為什麼,中共每屆黨大會的六中全會,要討論這些議題,但是我們可以看出在改革開放之後,中共這個黨受到的意識型態和黨自身建設問題的挑戰是最為嚴峻的,如1986年是中共「改革開放」政策在農村改革、工業改革初見成效,而商業改革啓動未久的時機,這些現實的效果,當然挑戰了毛式的社會主義信仰,所以中共中央《關於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指導方針的決議》,是對黨員信仰社會主義的強化;而1990年的《中共中央關於加強黨同人民群眾聯繫的決定》,自然是黨在八九事件之後的自救之舉;1996年的《中共中央關於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若干重要問題的決議》,是源自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經濟體制改革對計劃的挑戰,所作出的回應。 新世紀以來,世界和中國大陸內部的變遷加速,中共的黨在因應變遷方面,在2001年提出《中共中央關於加強和改進黨的作風建設的決定》和2004年提出《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重要綱領》;在中國大陸方面,提出《中共中央關於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和《中共中央關於深化文化體制改革、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這些議程的安排,告訴我們中共的六中全會和其他的「中全會」在議程安排上,最不同之處在於除了一中、二中和七中的人事為主要議程外,其他的中全會主要是出謀劃策,打開局面;六中全會而則帶有任期總結,補遺糾偏的意味。但是習近平主政以來,其「六中全會」的任務則又有別於、江、胡時代,至少目前的十八屆六中全會的議程在內容上似乎也是集中在黨的建設問題上,但是在思路則不同於前任。 二、習近平的理政議程: 習近平上臺未久即提出「中國夢」,其具體的目標是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具體指標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如何圓夢呢?在開始似乎只有「全面深化改革」乙項,2013年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指出「實踐發展永無止境,解放思想永無止境,改革開放永無止境。面對新形勢新任務,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進而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3其後2014年11月,習近平在福建調研時,第一次將「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進依法治國」並列提出成為「三個全面」;12月,他在江蘇調研考察時,又將這一提法改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成為「四個全面」,從時間軸來看,「四個全面」4是在不同高層會議場合逐步提出的。 2012年11月十八大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2013年11月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全面深化改革; 2014年10月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 2014年10月8日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總結大會上提出全面推進從嚴治黨。 此後「四個全面」便成為習近平治國理政的戰略佈局,中共中央黨校副教育長兼哲學部主任韓慶祥說:「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是『戰略目標』;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和全面從嚴治黨是三個戰略舉措。」5他進一步說明習「四個全面」的治國理念:「反映出戰略佈局的歷史基礎和實踐基礎,歷史發展的邏輯,且體現新一屆黨中央對治國理政的頂層設計。……力求使改革發展和現代化建設進程中的根本要素、基本環節相互制約、相互影響、相輔相成、彼此理解,進而使我國改革發展與現代化建設具有總體佈局、有章可循,並上一個新臺階。」6 上述的思考也真切地反映在十八屆的中全會議程之中: 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於2013年11月9日至12日在北京舉行。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 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於2014年10月20日至23日在北京舉行。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 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五次全體會議,於2015年10月26日至29日在北京舉行。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的建議》。正好依序反應的就是「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按「十三五規劃」係十八屆五中全會之主要議程,該全會公報指出「『十三五』時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決勝階段,『十三五』規劃必須緊緊圍繞實現這個奮鬥目標來制定。」7因此十八屆六中全會必然要處理「全面從嚴治黨」的議程,中共公佈的新聞稱:「六中全會的主要議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員會報告工作,研究全面從嚴治黨重大問題,制定新形勢下黨內政治生活若干準則,修訂《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試行)》。」8所以整個十八屆的中央全會的議程是十分明確和清浙地貫徹了習近平治國理政的意識和理念。 三、一黨執政之必要作為: 從嚴治黨是中共這個黨一個永恆的課題,特別是1949年建立政權,中共實行了共產黨的專政之後,共產黨的政權就成了無人可以平行監督的權力單位,因此,共產黨要平穩地長期執政,只能靠民本政治和自我管理,從此一意義來看,習的「四個全面」理政思維,「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本質就是實踐民本政治,用習式語言就是不忘初心、以民為本。而「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和「全面從嚴治黨」的本質就是實踐良好的自我管理,用習式語言就是標本兼治,保持長效。當然,中共的幾代領導人雖然都很重視「管黨治黨」,然而真正引起重視而且劍及履及地看到成效的,應該說習近平的成效最為顯著。這應該與三大因素有關: 一是蘇共亡黨亡國的教訓:蘇聯的瓦解,蘇共的跨台,對中共而言,一直是十分深刻的教訓,中共的領導人不斷以之警惕中共黨內領導幹部,習近平上臺未久也曾指出:「蘇聯為什麼會解體?蘇共為什麼會垮臺?一個重要原因是理想信念動搖了。」他認為,政治腐敗、思想異端和軍隊不忠令蘇聯共產黨倒臺9。中共內部大抵都認為:「蘇共黨內的特權階層,形成一個貪汙腐敗、追求享樂和安於現狀、不思改革的群體,後來更演變為一個利用手中掌握的權力,為了自己的私利,背叛了廣大黨員和人民群眾,背叛了馬列主義和社會主義,以建立一個有利於自己的生產關係和交換關係為目標的社會階層。」10這些蘇共跨台的原因,而今的中共內部也必須自我警惕,免蹈覆轍。習近平在十八屆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體學習時明確指出:「一些國家因長期積累的矛盾導致民怨載道、社會動盪、政權垮臺,其中貪汙腐敗就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大量事實告訴我們,腐敗問題越演越烈,最終必然會亡黨亡國!我們要警醒啊!」11這最能使令中共黨內信服,要求各級領導幹部,必須自省、必須服從中央的最佳理由,所以「蘇共事件」的教訓,一直是中共幹部進入中央黨校,必修的課程。 二是中共化解自身危機的需要:中共是在1978年底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決定了「改革開放」政策,如今討論時,難免雲淡風輕地大談特談當年的不得不的理由,然而在當時年代,如果我們思考到在當年中國大陸人均GDP僅224.9美元12的中國,同時實施「對內改革,對外開放」政策對中國大陸、對中國人特別是對中共意謂著什麼,應該對今日強調的共產黨領導會有新的理解;由於1978年應該是中共建政以來,最脆弱的年代之一,在此時的「改革開放」政策就是以自己的弱勢和劣勢,去面對西方的強勢和優勢,其危險性是完全不可預測的,從改革而言,中共歷經八十年代的嚴重「官倒」,九十年代的大量「國有資產流失」,到新世紀頭十年各地官場出現家族式13,崩塌式腐敗14,大陸民眾對中共信賴,已大幅下降;從開放而言,中共也經歷了八十年代的「三信危機」,到九十年代的「姓資姓社」,加上蘇共的跨台,東歐的非共化,到新世紀的「左右爭論」,中共官員幹部對共產主義的信仰,可以越來越來越淡簿,在中國一個政黨、黨員失去了信仰上的追求,結果就只剩下維護特權和利益的追逐;加上中共統治權的合法性,又不來自選舉,因此政黨的腐化必須加速,為了避免覆滅只能從自身的蛻變,一方面淨化自己,另一方面增強自己的執政能力,來強化統治的合理性;在淨化自身方面,八十年代初中共就通過「關於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則」;在增強自己的執政能力方面,中共曾在十六大提出「三個代表」,擴大了黨的統治基礎,十六屆三中全會提出「科學發展觀」與時俱進地推動了社會主義的信仰。如今的社會又面臨巨大的變遷,中共的傳統危機並沒有消除,而新的挑戰又不斷接踵而至。美國《華爾街日報》在2015年3月刊登美國著名的中國與亞洲事務專家、喬治華盛頓大學教授兼中國政策研究項目主任沈大偉(David Shambaugh)的評論文章,指中共接近破滅的臨界點。中國富人正在逃離中國;中共的政治高壓和自身不安全感的增加;中共官員與宣傳思想的貌合神離;中共內部嚴重腐敗;最後中國經濟已經陷入系統性的陷阱,而經濟的崩潰必然帶來政治上的崩潰。15當然,說中國大陸會崩潰的人很多,他們共同的問題就是先帶著某種情緒去看現象,之後再開出唯一的「藥方」,就是實行西方民主政治制度,然後再以此檢視中共的改革,不按西方民主政治改,那就是崩潰的結論。這一類的妄想最大的盲點就是他們以為中共不瞭解自己的問題,或是瞭解了問題沒有處方,或處方不符他們的標準,所以「崩潰論」在西方永遠有市場。 事實上,中共中央對中國大陸的問題,對中共自身的問題不僅十分清楚,而且也有決心要解決,問題在於有方法,有手段相對平穩地解決,「黨要管黨,從嚴治黨」應該說就是當下有效的途徑。 三是中國道路的需要。在本世紀初,西方學者開始注意到中國大陸的發展,於是有了北京共識、中國模式的說法,中共當局並不同意類似的用辭,他們使用了中國道路、中國經驗的說法,強調獨特性,並且代表了無意輸出的想法,因為中國改革開放之所以有成,應與中共的「三面紅旗」的冒進主義、「文化大革命」的失敗很有關聯;此外改革開放政策的成就應該和中共堅持「黨的領導」息息相關。如果是獨裁政體,則易導至人亡政息,如果是多黨競爭,民主選舉,則出現相互否定,政績相抵的結果,後者更是重點。但是世間之事,沒有完美,中共的一黨執政,自然也伴隨著權力腐敗的結果,中共也意識到自己的發展模式也存在許多問題,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決定》中提出:「當前,我國發展進入新階段,改革進入攻堅期和深水區。必須以強烈的歷史使命感,最大限度集中全黨全社會智慧,最大限度調動一切積極因素,敢於啃硬骨頭,敢於涉險灘,以更大決心衝破思想觀念的束縛、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籬,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自我完善和發展。到二0二0年,在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上取得決定性成果,完成本決定提出的改革任務,形成系統完備、科學規範、運行有效的制度體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16因此習近平總書記告誡全黨:「如果管黨不力、治黨不嚴,人民群眾反映強烈的黨內突出問題得不到解決,那我們黨遲早會失去執政資格,不可避免被歷史淘汰。這決不是危言聳聽,而是基於國內外經驗教訓的深刻總結。」17中共的十八大以來,從集中整飭黨風,到嚴厲懲治腐敗,從修訂出臺《中國共產黨廉潔自律準則》、《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到制定《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就是不斷推進全面從嚴治黨,推動管黨治黨的新政。18只有把一黨專政制度下,黨和黨的領導權力腐化問題得到制度化的控制,中國道路,中國經驗才是完整的發展之路,才展現其軟實力和話語權。 四、全面從嚴治黨的預測: 從中共媒體所披露的「六中全會」,無疑將進一步夯實全面從嚴治黨的制度體系,把黨的建設推向新的境界的「中全會」,不過應該不是某些媒體所說的改變常委會、政治局等等作法19,以目前的形勢來看,鄧小平欽定的集體領導、梯隊接班等等制度己經運行了廿餘年,歷經三代在運作上似乎除了周永康案之外,在制度上並沒有其他窒礙難行之處。估計習近平的「全面從嚴治黨」應該以中共黨在新時期下,強調黨的政治綱領、政治路線、政治意識、政治責任、政治紀律、政治規矩、黨內政治生活等方面的新規定20。 在政治綱領方面,中共「把實現共產主義確定為黨的最高綱領」,在實現其最高綱領的歷程中,根據革命、建設、改革的不同發展階段的客觀實際確定不同的基本綱領。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綱領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經濟、政治、文化。政治路線是為實現一定歷史階段的政治目標而制定的基本道路、基本方針和基本方法,黨的最高綱領規定了黨的性質、宗旨、指導思想和最終奮鬥目標,是不能改變的;而黨的基本綱領、政治路線和方針政策卻需要與時俱進地進行調整和完善。由於對客觀現實的認識會有落差,所以要求黨員與黨保持政治上高度一致,是全黨必須遵守的政治紀律和政治原則。同時時代與形勢的變化,對黨的建也提出新的要求:形成思想建黨、政治立黨、組織強黨、作風正黨、制度治黨、改革興黨的新格局;對黨員則要求,從中共的黨的歷史來看,比較強調思想上入黨,而把政治上入黨的要求內化於其中,在市場經濟發展和互聯網普及的條件下,黨員在思想上入黨與政治上入黨,相互異化的情況很容易發生,因而強調黨員在政治生活中嚴格遵循黨的紀律和規矩,並以此來考量和檢驗黨員是否合格便有了特別重要的意義。 在上述的情況下,所謂「全面從嚴治黨」,按中共幹部件披露的「就是要嚴肅黨內政治生活,淨化黨內政治生態」:按習近平的說法:中共這個黨「在長期實踐中逐步形成了以實事求是、理論聯繫實際、密切聯繫群眾、批評和自我批評、民主集中制、嚴明黨的紀律等為主要內容的黨內政治生活基本規範。」21強化黨內政治生活的重點「要以上率下,從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中央政治局、中央委員會做起,從各地區各部門黨委(黨組)做起,從高級幹部做起,對黨絕對忠誠,模範遵守黨章,嚴格按黨的制度和規矩辦事,夙興夜寐為黨和人民工作,任何時候都不搞特權,都不破壞黨的制度和規矩。」22看來習近平的「全面從嚴治黨」除了加強對黨內領導幹部的管理,如問責、監督、財產公開等外部的管控之外,主要還是透過黨內文化的重塑,來重建共黨,客觀而言,這絕非一蹴而成的事。 五、結論: 毫無疑問,中共這個黨在執政議題,從西方民主的角度看,原本就存在著權力合法性的危機,而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政策下,試著從行政的合理性來化解合法性的危機,客觀而言,也確實在某種程度上解除了當下面臨著危機,但在長期執政下,隨之而來的就是中共幹部在在思想上入黨與政治上入黨,相互異化的情況,極為嚴重。使得黨在某些時候成為利益集團、剝削集團。中共「六中全會」的主題全面「從嚴治黨」,正是為了利用中共革命傳統的黨內文化,實現黨的「自我淨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克服權力必然腐化的定律,重新將中共打造為一個強有力的,清正清廉的執政團體,以化解黨的危機,當然這不是輕鬆的工作。 1. 《讀懂改革開放以來的7次六中全會》,2016/08/04/ http://www.wenming.cn/ll_pd/shzy/201608/t20160804_3572469.shtml。 2. 同註1。 3. 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2013年11月15日,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3-11/15/c_118164235.htm 4. 四個全面,http://baike.baidu.com/item/%E5%9B%9B%E4%B8%AA%E5%85%A8%E9%9D%A2/16391989 5. 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的核心要義,訪中央黨校副教育長兼哲學部主任韓慶祥,http://www.zgg.org.cn/ywjj/qmlscyzd/ld/201606/t20160608_584373.html,《紫光閣》雜誌2016年第5期,2016年06月08日 6. 同註5。 7. 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五次全體會議公報,《人民日報 》,2015年10月30日 01 版。 8.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 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主持會議,2016年09月28日,http://cpc.people.com.cn/n1/2016/0928/c64094-28745439.html 9. 習近平促中共警惕蘇共倒臺教訓,2013年2月16日,http://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a/2013/02/130216_china_xi_warning.shtml。 10. 邊文,中共智庫著書研討蘇共倒臺原因http://www.chinaelections.org/article/82/203696.html,2011年04月03日,《鳳凰週刊》2011年10期。 11. 2016年中國反腐八大看點承載著黨心民心,https://read01.com/7GA2k6.html,2016年3月16日。 12. 周天勇,三十年前我們為什麼要選擇改革開放,2008年08月26日,http://theory.people.com.cn/BIG5/49157/49163/7727765.html 。《學習時報》。 13. 樊霄琳,“家族式腐敗”源于不健康的利益觀念, http://cpc.people.com.cn/pinglun/n/2015/0422/c241220-26888043.html,2015年04月22日。 14. 王儒林:把河南腐敗疑問的底子清出去,http://tw.bianjixinxi.com/articles/social-news-1682589481853419, 2016年3月19日。 15. 沈大偉的「中共崩潰論」為何讓中共如此恐慌? http://big5.soundofhope.org/node/614594,2015年3月23日。 16. 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3-11/15/c_118164235.htm。 2013年11月15日。 17. 習近平,不忘初心 繼續前進~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5周年大會上的講話(2016年7月1日),http://cpc.people.com.cn/BIG5/n1/2016/0702/c64093-28517655.html,2016年07月02日,人民網-人民日報。 18. 南方日報:夯實全面從嚴治黨的制度體系,文匯報,http://paper.wenweipo.com/2016/09/29/CH1609290014.htm,2016-09-29。 19. 王雅,約束政治局 六中整黨瞄準誰?http://china.dwnews.com/news/2016-09-27/59771813.html,2016年9月27日。 20. 董樹君,重視政治建設是全面從嚴治党的必然要求,紅旗文稿,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9/08/c_129274532.htm,2016年09月08日。 21. 習近平,嚴肅黨內政治生活 淨化黨內政治生態,http://cpc.people.com.cn/n1/2016/0629/c64094-28509461.html,2016年06月29日。 22. 同註21。 (本專欄文章作者意見不代表論壇立場)
一、歷屆「六中」的主題: 中共中央每年秋季召開的中央委員會,是中共以黨領政,實踐黨的領導的重要方式之一,因此一般而言,想要具體把握明年中共施政的重點,則不能不重視每年秋季召開的中央委員會,今年召開的中央委員會將於10月24日至27日在北京召開,按中共中央政治局在9月27日召開會議新聞報導稱:聽取了《關於新形勢下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則》、《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稿在黨內外一定範圍徵求意見的情況報告,決定根據這次會議討論的意見進行修改後將文件稿提請十八屆六中全會審議。這說明一個月後的「中全會」之主要議程就是制定《關於新形勢下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則》及修訂《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為什麼是這個議程,而不是中共比較更棘手的經濟議題呢?有不少的海外媒體從規律性,去瞭解每屆的「六中全會」的議程設定: 1981年6月召開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了《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 1986年9月召開的十二屆六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指導方針的決議》。 1990年3月召開的十三屆六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加強黨同人民群眾聯繫的決定》。 1996年10月召開的十四屆六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若干重要問題的決議》 2001年9月召開的十五屆六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加強和改進黨的作風建設的決定》 2006年10月召開的十六屆六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 2011年10月召開的十七屆六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深化文化體制改革、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 有人歸納出中共改革開放以來的7次六中全會,「有3次研究意識形態問題、3次研究黨的建設問題,1次研究社會建設問題。」1作者說:「可見,聚焦意識形態問題、黨建問題是改革開以來六中全會的主題特徵。」2然而作者的說法並沒有告訴我們為什麼,中共每屆黨大會的六中全會,要討論這些議題,但是我們可以看出在改革開放之後,中共這個黨受到的意識型態和黨自身建設問題的挑戰是最為嚴峻的,如1986年是中共「改革開放」政策在農村改革、工業改革初見成效,而商業改革啓動未久的時機,這些現實的效果,當然挑戰了毛式的社會主義信仰,所以中共中央《關於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指導方針的決議》,是對黨員信仰社會主義的強化;而1990年的《中共中央關於加強黨同人民群眾聯繫的決定》,自然是黨在八九事件之後的自救之舉;1996年的《中共中央關於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若干重要問題的決議》,是源自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經濟體制改革對計劃的挑戰,所作出的回應。 新世紀以來,世界和中國大陸內部的變遷加速,中共的黨在因應變遷方面,在2001年提出《中共中央關於加強和改進黨的作風建設的決定》和2004年提出《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重要綱領》;在中國大陸方面,提出《中共中央關於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和《中共中央關於深化文化體制改革、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這些議程的安排,告訴我們中共的六中全會和其他的「中全會」在議程安排上,最不同之處在於除了一中、二中和七中的人事為主要議程外,其他的中全會主要是出謀劃策,打開局面;六中全會而則帶有任期總結,補遺糾偏的意味。但是習近平主政以來,其「六中全會」的任務則又有別於、江、胡時代,至少目前的十八屆六中全會的議程在內容上似乎也是集中在黨的建設問題上,但是在思路則不同於前任。 二、習近平的理政議程: 習近平上臺未久即提出「中國夢」,其具體的目標是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具體指標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如何圓夢呢?在開始似乎只有「全面深化改革」乙項,2013年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指出「實踐發展永無止境,解放思想永無止境,改革開放永無止境。面對新形勢新任務,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進而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3其後2014年11月,習近平在福建調研時,第一次將「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進依法治國」並列提出成為「三個全面」;12月,他在江蘇調研考察時,又將這一提法改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成為「四個全面」,從時間軸來看,「四個全面」4是在不同高層會議場合逐步提出的。 2012年11月十八大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2013年11月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全面深化改革; 2014年10月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 2014年10月8日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總結大會上提出全面推進從嚴治黨。
此後「四個全面」便成為習近平治國理政的戰略佈局,中共中央黨校副教育長兼哲學部主任韓慶祥說:「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是『戰略目標』;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和全面從嚴治黨是三個戰略舉措。」5他進一步說明習「四個全面」的治國理念:「反映出戰略佈局的歷史基礎和實踐基礎,歷史發展的邏輯,且體現新一屆黨中央對治國理政的頂層設計。……力求使改革發展和現代化建設進程中的根本要素、基本環節相互制約、相互影響、相輔相成、彼此理解,進而使我國改革發展與現代化建設具有總體佈局、有章可循,並上一個新臺階。」6 上述的思考也真切地反映在十八屆的中全會議程之中: 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於2013年11月9日至12日在北京舉行。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 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於2014年10月20日至23日在北京舉行。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 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五次全體會議,於2015年10月26日至29日在北京舉行。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的建議》。正好依序反應的就是「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按「十三五規劃」係十八屆五中全會之主要議程,該全會公報指出「『十三五』時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決勝階段,『十三五』規劃必須緊緊圍繞實現這個奮鬥目標來制定。」7因此十八屆六中全會必然要處理「全面從嚴治黨」的議程,中共公佈的新聞稱:「六中全會的主要議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員會報告工作,研究全面從嚴治黨重大問題,制定新形勢下黨內政治生活若干準則,修訂《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試行)》。」8所以整個十八屆的中央全會的議程是十分明確和清浙地貫徹了習近平治國理政的意識和理念。 三、一黨執政之必要作為: 從嚴治黨是中共這個黨一個永恆的課題,特別是1949年建立政權,中共實行了共產黨的專政之後,共產黨的政權就成了無人可以平行監督的權力單位,因此,共產黨要平穩地長期執政,只能靠民本政治和自我管理,從此一意義來看,習的「四個全面」理政思維,「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本質就是實踐民本政治,用習式語言就是不忘初心、以民為本。而「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和「全面從嚴治黨」的本質就是實踐良好的自我管理,用習式語言就是標本兼治,保持長效。當然,中共的幾代領導人雖然都很重視「管黨治黨」,然而真正引起重視而且劍及履及地看到成效的,應該說習近平的成效最為顯著。這應該與三大因素有關: 一是蘇共亡黨亡國的教訓:蘇聯的瓦解,蘇共的跨台,對中共而言,一直是十分深刻的教訓,中共的領導人不斷以之警惕中共黨內領導幹部,習近平上臺未久也曾指出:「蘇聯為什麼會解體?蘇共為什麼會垮臺?一個重要原因是理想信念動搖了。」他認為,政治腐敗、思想異端和軍隊不忠令蘇聯共產黨倒臺9。中共內部大抵都認為:「蘇共黨內的特權階層,形成一個貪汙腐敗、追求享樂和安於現狀、不思改革的群體,後來更演變為一個利用手中掌握的權力,為了自己的私利,背叛了廣大黨員和人民群眾,背叛了馬列主義和社會主義,以建立一個有利於自己的生產關係和交換關係為目標的社會階層。」10這些蘇共跨台的原因,而今的中共內部也必須自我警惕,免蹈覆轍。習近平在十八屆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體學習時明確指出:「一些國家因長期積累的矛盾導致民怨載道、社會動盪、政權垮臺,其中貪汙腐敗就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大量事實告訴我們,腐敗問題越演越烈,最終必然會亡黨亡國!我們要警醒啊!」11這最能使令中共黨內信服,要求各級領導幹部,必須自省、必須服從中央的最佳理由,所以「蘇共事件」的教訓,一直是中共幹部進入中央黨校,必修的課程。 二是中共化解自身危機的需要:中共是在1978年底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決定了「改革開放」政策,如今討論時,難免雲淡風輕地大談特談當年的不得不的理由,然而在當時年代,如果我們思考到在當年中國大陸人均GDP僅224.9美元12的中國,同時實施「對內改革,對外開放」政策對中國大陸、對中國人特別是對中共意謂著什麼,應該對今日強調的共產黨領導會有新的理解;由於1978年應該是中共建政以來,最脆弱的年代之一,在此時的「改革開放」政策就是以自己的弱勢和劣勢,去面對西方的強勢和優勢,其危險性是完全不可預測的,從改革而言,中共歷經八十年代的嚴重「官倒」,九十年代的大量「國有資產流失」,到新世紀頭十年各地官場出現家族式13,崩塌式腐敗14,大陸民眾對中共信賴,已大幅下降;從開放而言,中共也經歷了八十年代的「三信危機」,到九十年代的「姓資姓社」,加上蘇共的跨台,東歐的非共化,到新世紀的「左右爭論」,中共官員幹部對共產主義的信仰,可以越來越來越淡簿,在中國一個政黨、黨員失去了信仰上的追求,結果就只剩下維護特權和利益的追逐;加上中共統治權的合法性,又不來自選舉,因此政黨的腐化必須加速,為了避免覆滅只能從自身的蛻變,一方面淨化自己,另一方面增強自己的執政能力,來強化統治的合理性;在淨化自身方面,八十年代初中共就通過「關於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則」;在增強自己的執政能力方面,中共曾在十六大提出「三個代表」,擴大了黨的統治基礎,十六屆三中全會提出「科學發展觀」與時俱進地推動了社會主義的信仰。如今的社會又面臨巨大的變遷,中共的傳統危機並沒有消除,而新的挑戰又不斷接踵而至。美國《華爾街日報》在2015年3月刊登美國著名的中國與亞洲事務專家、喬治華盛頓大學教授兼中國政策研究項目主任沈大偉(David Shambaugh)的評論文章,指中共接近破滅的臨界點。中國富人正在逃離中國;中共的政治高壓和自身不安全感的增加;中共官員與宣傳思想的貌合神離;中共內部嚴重腐敗;最後中國經濟已經陷入系統性的陷阱,而經濟的崩潰必然帶來政治上的崩潰。15當然,說中國大陸會崩潰的人很多,他們共同的問題就是先帶著某種情緒去看現象,之後再開出唯一的「藥方」,就是實行西方民主政治制度,然後再以此檢視中共的改革,不按西方民主政治改,那就是崩潰的結論。這一類的妄想最大的盲點就是他們以為中共不瞭解自己的問題,或是瞭解了問題沒有處方,或處方不符他們的標準,所以「崩潰論」在西方永遠有市場。 事實上,中共中央對中國大陸的問題,對中共自身的問題不僅十分清楚,而且也有決心要解決,問題在於有方法,有手段相對平穩地解決,「黨要管黨,從嚴治黨」應該說就是當下有效的途徑。 三是中國道路的需要。在本世紀初,西方學者開始注意到中國大陸的發展,於是有了北京共識、中國模式的說法,中共當局並不同意類似的用辭,他們使用了中國道路、中國經驗的說法,強調獨特性,並且代表了無意輸出的想法,因為中國改革開放之所以有成,應與中共的「三面紅旗」的冒進主義、「文化大革命」的失敗很有關聯;此外改革開放政策的成就應該和中共堅持「黨的領導」息息相關。如果是獨裁政體,則易導至人亡政息,如果是多黨競爭,民主選舉,則出現相互否定,政績相抵的結果,後者更是重點。但是世間之事,沒有完美,中共的一黨執政,自然也伴隨著權力腐敗的結果,中共也意識到自己的發展模式也存在許多問題,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決定》中提出:「當前,我國發展進入新階段,改革進入攻堅期和深水區。必須以強烈的歷史使命感,最大限度集中全黨全社會智慧,最大限度調動一切積極因素,敢於啃硬骨頭,敢於涉險灘,以更大決心衝破思想觀念的束縛、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籬,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自我完善和發展。到二0二0年,在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上取得決定性成果,完成本決定提出的改革任務,形成系統完備、科學規範、運行有效的制度體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16因此習近平總書記告誡全黨:「如果管黨不力、治黨不嚴,人民群眾反映強烈的黨內突出問題得不到解決,那我們黨遲早會失去執政資格,不可避免被歷史淘汰。這決不是危言聳聽,而是基於國內外經驗教訓的深刻總結。」17中共的十八大以來,從集中整飭黨風,到嚴厲懲治腐敗,從修訂出臺《中國共產黨廉潔自律準則》、《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到制定《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就是不斷推進全面從嚴治黨,推動管黨治黨的新政。18只有把一黨專政制度下,黨和黨的領導權力腐化問題得到制度化的控制,中國道路,中國經驗才是完整的發展之路,才展現其軟實力和話語權。 四、全面從嚴治黨的預測: 從中共媒體所披露的「六中全會」,無疑將進一步夯實全面從嚴治黨的制度體系,把黨的建設推向新的境界的「中全會」,不過應該不是某些媒體所說的改變常委會、政治局等等作法19,以目前的形勢來看,鄧小平欽定的集體領導、梯隊接班等等制度己經運行了廿餘年,歷經三代在運作上似乎除了周永康案之外,在制度上並沒有其他窒礙難行之處。估計習近平的「全面從嚴治黨」應該以中共黨在新時期下,強調黨的政治綱領、政治路線、政治意識、政治責任、政治紀律、政治規矩、黨內政治生活等方面的新規定20。 在政治綱領方面,中共「把實現共產主義確定為黨的最高綱領」,在實現其最高綱領的歷程中,根據革命、建設、改革的不同發展階段的客觀實際確定不同的基本綱領。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綱領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經濟、政治、文化。政治路線是為實現一定歷史階段的政治目標而制定的基本道路、基本方針和基本方法,黨的最高綱領規定了黨的性質、宗旨、指導思想和最終奮鬥目標,是不能改變的;而黨的基本綱領、政治路線和方針政策卻需要與時俱進地進行調整和完善。由於對客觀現實的認識會有落差,所以要求黨員與黨保持政治上高度一致,是全黨必須遵守的政治紀律和政治原則。同時時代與形勢的變化,對黨的建也提出新的要求:形成思想建黨、政治立黨、組織強黨、作風正黨、制度治黨、改革興黨的新格局;對黨員則要求,從中共的黨的歷史來看,比較強調思想上入黨,而把政治上入黨的要求內化於其中,在市場經濟發展和互聯網普及的條件下,黨員在思想上入黨與政治上入黨,相互異化的情況很容易發生,因而強調黨員在政治生活中嚴格遵循黨的紀律和規矩,並以此來考量和檢驗黨員是否合格便有了特別重要的意義。 在上述的情況下,所謂「全面從嚴治黨」,按中共幹部件披露的「就是要嚴肅黨內政治生活,淨化黨內政治生態」:按習近平的說法:中共這個黨「在長期實踐中逐步形成了以實事求是、理論聯繫實際、密切聯繫群眾、批評和自我批評、民主集中制、嚴明黨的紀律等為主要內容的黨內政治生活基本規範。」21強化黨內政治生活的重點「要以上率下,從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中央政治局、中央委員會做起,從各地區各部門黨委(黨組)做起,從高級幹部做起,對黨絕對忠誠,模範遵守黨章,嚴格按黨的制度和規矩辦事,夙興夜寐為黨和人民工作,任何時候都不搞特權,都不破壞黨的制度和規矩。」22看來習近平的「全面從嚴治黨」除了加強對黨內領導幹部的管理,如問責、監督、財產公開等外部的管控之外,主要還是透過黨內文化的重塑,來重建共黨,客觀而言,這絕非一蹴而成的事。 五、結論: 毫無疑問,中共這個黨在執政議題,從西方民主的角度看,原本就存在著權力合法性的危機,而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政策下,試著從行政的合理性來化解合法性的危機,客觀而言,也確實在某種程度上解除了當下面臨著危機,但在長期執政下,隨之而來的就是中共幹部在在思想上入黨與政治上入黨,相互異化的情況,極為嚴重。使得黨在某些時候成為利益集團、剝削集團。中共「六中全會」的主題全面「從嚴治黨」,正是為了利用中共革命傳統的黨內文化,實現黨的「自我淨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克服權力必然腐化的定律,重新將中共打造為一個強有力的,清正清廉的執政團體,以化解黨的危機,當然這不是輕鬆的工作。
(本專欄文章作者意見不代表論壇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