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十國集團(G20)的發展與意義
二十國集團(Group 20,簡稱G20)會議其原先正式名稱為「二十國財政部長和中央銀行行長會議」(Group of Twenty Finance Ministers and Central Bank Governors),之後發展成G20高峰會的層次。而G20的GDP總量約佔全球GDP的85%,貿易占全球貿易總額的80%,國土面積約佔全球的60%,擁有佔全球2/3的人口,以及大約占72%的農場,便可以知曉G20經濟規模之大的影響力。
G20一開始就是一個國際經濟合作論壇,於1999年12月16日在德國柏林成立,屬於布列敦森林體系(Bretton Woods System)框架內的一種非正式對話機制,目的是防止類似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風暴的重演。基本上,G20成員主要有七國集團(G7,包括美國、英國、法國、德國、義大利、日本、加拿大)、金磚五國(包括中國、印度、巴西、俄羅斯、南非),尚包括澳大利亞、墨西哥、韓國、土耳其、印尼、沙烏地阿拉伯、阿根廷等七個重要經濟體、以及歐盟(EU)所組成。按照慣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世界銀行(WB)、世貿組織(WTO)、國際勞工組織(ILO)、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ECD)等都會列席該組織會議。
G20設立之初,旨在讓有關國家就國際經濟、貨幣政策等舉行非正式對話,以利穩定國際金融和貨幣體系。由於二戰後,1997年出現了全球首次的金融危機,而傳統經濟強權的G8工業國,也逐漸降低其全球的實質經濟實力,甚至身陷經濟衰退困境,因而有必要與新興工業開發中國家加強合作,這彷彿讓G20成為全球政經勢力版圖與經濟秩序重組的重要動力。讓過去被視為是富人俱樂部的G8(八大工業國組織)或當前的G7,其影響力已經被G20所取代,讓世界經濟進入到一個「南北」合作,一起處理全球經濟與貨幣金融問題的時代。
自成立以來,G20以每年一度的「財政部長及中央銀行行長會議」為其主要活動。但由於2008年發生了全球金融大海嘯,影響全球經濟甚鉅,同時也鑑於新興工業化國家的興起與經濟實力增大,因而2008年底之G20會議層級,便被提升為領袖高峰會。換言之,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後,G20升格為領袖高峰會位階,形成了以高峰會為引領的平台,而「協調人渠道」和「財金渠道」被視為是「雙軌機制」的支撐,其他部長級會議和工作組則為輔助的架構。另外,根據G20會議的組織機構,每年的輪值主席國都必須設立臨時秘書處,並將前一次主席國和後一次主席國的成員都納進來,組成所謂的「三駕馬車」。
在美國積極運作下,首屆的G20高峰會於美國華盛頓舉辦,此不但可以看出美國欲主導G20的企圖心,同時從G8擴大到掌控G20經濟,勢必提升美國國際經濟與金融貨幣上的影響力。然而,由於當時美國小布希政府任期將屆,也讓首屆的高峰會失色不少,難以執行所達成的協議。但是自歐巴馬上台後,欲重振美國在全球經濟的主導力,並與會成員國在各金融議題上積極斡旋,從2009年開始遂逐漸讓G20高峰會之舉辦備受世界媒體關注,同時G20的會員國領袖也於2009年宣布G20將取代G8,成為世界經濟合作的主要論壇。
G20高峰會的國際經濟影響力,與IMF(國際貨幣基金會)與WB(世界銀行)的目標運作,不僅可以具有相互配合的效果,甚至比IMF和WB的政策效果來得更具體。畢竟前者屬於政治性的運作,比較具有針對性與積極性;而後者則比較屬於制度性與結構性的運作,比較具有持續性與例行性。換言之,G20領袖所達成的具體共識、結論,將能發揮比IMF、WB等國際組織更大的影響力,以帶領全球走出世界金融危機和經濟困境,甚至被媒體稱為「新版」的布列敦森林會議,給予殷盼期待。因此,國際社會對於G20高峰會的期待很高,正因為高度期待,對於G20與會國若無法達到一致合作共識,對於短期的國際經濟負面衝擊勢必加大,也會導致國際市場遍地哀號。
二、中國爭取2016年主辦權與運作機制
事實上,在澳洲布里斯本舉行的G20第九次高峰會上宣佈,中國將主辦2016年G20高峰會。但當時的日本曾強烈爭取2016年G20高峰會的主辦權,那時在檯面下的角逐相當激烈,身任東道主的澳洲總理阿伯特也大力支持日本來接辦,然而日本並未獲得各成員國的青睞,最終仍輸給中國,這讓中國大陸有機會主辦第一次的G20高峰會。
這也說明了,中國崛起後有很大的意願爭取國際會議舞台,來行銷中國的發展策略與經濟機會。其實當今全球經濟面臨困境時,國際社會都傾向於從中國身上尋找答案,而不是央求日本的協助,這也讓中日兩國在國際重要會議場合上常出現濃厚的較勁意味。而中國爭取到G20高峰會的主辦權,對中國新一屆領導人來說,可是續中國大陸在北京舉辦APEC高峰會後的另一個重要國際外交大主場,可以再次向世人展示中國在解決區域乃至全球經濟問題上的重要角色與地位。
關於2016年之杭州舉辦的G20會議之前的運作方式,主要有兩個制度面的協商面向:首先,就財金渠道和議題上來看,在高峰會之前會有3次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以及4次財政和央行副手會。而在上海舉行的首次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是中國擔任G20 2016年主席國最重要首次活動,各方發表聯合公報,第二次財長和央行行長於四月底在美國華盛頓舉辦,而第三次財長與央行行長會議於七月底在成都舉辦,這些會議所鎖定財金渠道的一些成果,都為高峰會共識打下基礎。
對於2016年三次的G20財長與央行行長會議,將在下面加以個別說明與討論其在財金渠道部分的重大決議,畢竟此三次對全球經濟的貨幣和金融議題的討論,比較具有代表性和政策性,至少可以預期九月初在杭州要召開的G20高峰會議題的輪廓,以及可以預測G20高峰會專注的議題與處理方式,對全球經濟永續成長環境的掌握,可以對G20高峰會寄予更高的期待。
其次,在協調人會議上來看,協調人由各成員領導人任命,多由各成員負責外交、經濟、金融事務的高官來擔任。2016年G20的協調人會議都會環繞在「建構創新、活力、聯動、包容的世界經濟」主題上來討論。協調人每年召開3~6次會議,討論高峰會各項籌備工作,重點是政治籌備工作,包括高峰會成果之磋商。因此,在杭州高峰會前,中國主辦國將規劃舉行5次協調人會議,分別在1月、4月、6月、9月和10月。協調人渠道之會議規劃如下:1月13~15日,第一次協調人會議在北京舉行;4月6~8日,第二次協調人會議在廣州舉行;6月23~25日,第三次協調人會議將在廈門舉行;9月1~2日,第四次協調人會議(公報磋商)將在杭州舉行;10月底或11月初,第五次協調人會議將在武漢舉行。
第一次北京協調人會議,提出了籌備工作總體方向與重點領域,以及達成議題提出討論的共識。此外,期間動員來自北大、清華等高校上百名志願者,會前接受來自外交部、北京禮儀學院等單位培訓,包括G20背景知識、國際禮儀、志願服務基礎知識、國際英語、應急安全及自護教育等。第二次協調人會議在廣州開幕,針對第一次重點議題進行深入討論,並就高峰會成果的具體方案達到原則共識,中國大陸身為主席國倡議G20成員也發表關於氣候變化問題的主席聲明,這是G20歷史上首次就氣候變化問題專門發表的聲明。
第三次協調人會議在廈門舉辦,此次協調人會議可以說是杭州高峰會籌備工作進入最後階段的關鍵會議,鎖定於成果進展,對於確保高峰會之成功具有重要意義,以及會議通過杭州高峰會框架日程等有關安排,就領導人公報基本框架和要素達成原則共識,來實現預期目標。而本次協調人會議達成的各項共識,都為杭州高峰會做好完善政治準備的工作。為求慎重,也規劃有第四次協調人會議,將於9月1~2日在杭州舉行,也就是高峰會召開前三天舉辦,做最後的議程確認,足見G20高峰會之前制作業與協調,是相當謹慎、周到與縝密的。
此外,在專業部長會議上,也安排於6月3日,在西安舉辦G20農業部長;在6月29~30日,在北京舉辦G20能源部長會;於7月9~10日,在上海舉辦G20貿易部長會;於7月11~13日,也在北京召開G20就業部長會。而在工作組方面,中國大陸計劃舉辦G20工商峰會、婦女會議、勞動會議、民間會議、青年會議和智庫會議等6場配套會議。如於5月24~26日,在西安舉辦G20婦女會議;於7月5~6日,在青島召開G20民間社會會議;於7月12~14日,在北京舉辦G20勞動會議;於7月31日~8月6日,在北京、上海召開G20青年會議;於在8月上旬,在北京召開G20智庫會議;而於9月3~4日高峰會當天,在杭州召開G20工商高峰會。
三、2016年三次G20財金渠道的討論與共識
2016年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首次於2月26~27日在上海登場,這是中國接任G20主席國後舉行的第一次重大會議,其他與會者尚包括美國聯準會主席葉倫(Janet Louise Yellen)等財經官員、IMF主席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WB行長金墉(Jim Yong Kim)、歐洲央行總裁德拉吉(Mario Draghi)等,受邀嘉賓國約有700人出席會議。因為恰逢A股熔斷引發國際股災和貨幣競貶,人民幣的暴跌成為眾矢之的。
同時,面對全球經濟成長持續乏力和低迷、油價劇跌、投資貿易遞減等不利因素衝擊,甚至美國聯邦準備理事會(FED)升息遲緩、日本央行主導負利率、歐盟央行擴大寬鬆貨幣政策,都讓全球經濟局勢蒙上陰影。中國如何面對美歐等多國財長指摘與圍剿,以及如何恢復世界經濟成長,頓時成為上海會議專注的焦點。更具體地說,全球關注焦點是中國經濟成長速度和人民幣匯率的穩定,前者涉及到中國內需市場和貨幣政策,而後者牽涉到全球金融的穩定。因此,中國本身經濟儼然成為矚目焦點,而所謂的中國方案藥方也開始備受世人矚目。
儘管G20上海公報強調避免貨幣競爭性貶值,但此次金融危機不若2008年全球金融大海嘯風暴來得那麼嚴重,上海會議並無統一共同行動強力干預匯率的協議與聲明,中國立場也很清楚,會議焦點是在如何提振世界經濟的成長,而不會針對貨幣匯率來過度處理,不但給自己一個下台階,更企圖迴避控制與操縱人民幣匯率的政策措施。倒是強調採取積極的財政政策來促進經濟成長,以及重視供給端與需求端的協同發展,創造新的與永續發展的全球需求,無疑地成為東道主中國大陸的議題偏好與主張。
2016年4月14~15日,在華盛頓召開了第二次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不在中國境內舉辦,倒是令人有些好奇。此次會議是由中國財政部部長樓繼偉和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共同主持。會議主要討論了當前全球經濟形勢、成長框架、國際金融架構、投資和基礎設施、金融部門改革、國際稅收合作、反恐融資、難民問題、綠色金融及氣候資金等議題,也發表了聯合公報。在此次公報中,G20的財長和央行行長重申前次承諾,努力避免貨幣競爭性貶值,來為各國企業建立較好的貿易優勢環境,也不會以競爭性目的來設定匯率目標,以及透過貨幣和財政政策手段來提振經濟成長的承諾,同時反對各種形式的保護主義干預措施。
第二次的G20會議重點,不外是針對共同使用貨幣、財政和結構性改革政策等所有可能政策工具應用,來增強信心和促進經濟成長。會議上也承諾貨幣政策繼續支援經濟活動,保持價格穩定。同時,通過靈活實施財政政策促進成長、創造就業和提振市場信心,以增強經濟韌性,並確保債務占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重保持在永續成長的水準。此外, 該會議也支援繼續加強對資本流動及其波動所帶來風險的監測和分析,以及對可能擴大「特別提款權」(SDR)的使用進行研究。
正如中國人行行長 周小川表示,國際金融架構領域的各項工作,包括基金組織份額和治理改革、資本流動、全球金融安全網、主權債務重組和債務永續及增強SDR作用等必須積極發展,共同塑造出一個更加平穩且有序的國際貨幣金融環境,以及必須應擴大SDR的使用,來討論以SDR報告包括外匯儲備在內的經濟金融數據和發行SDR計價的債券等問題。
2016年7月23~24日,在中國成都舉辦了第三次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也是首次移師到西部城市舉行。對成都而言,這是歷年來規格最高的國際會議,這也是9月4~5日在杭州舉辦第11屆高峰會前的最後一次部長級磋商會議。此次會議主題是「共促成長、共擔責任、共建治理、共用發展」,共同研討當前世界經濟成長的挑戰,以及英國在6月23日舉辦公投「脫歐」後的效應,不但讓世界經濟成長疲弱,也增加了世界經濟發展的不確定性。因此,G20會議重申將善用貨幣、財政和結構性改革的所有政策工具,來實現強勁、永續、平衡和包容性的成長目標。
這次G20財長與央行行長會議有幾個重要議題討論,一是英國脫歐議題,英國新任財政大臣哈蒙德(Philip Hammond)首次亮相國際舞台,而英國如何順利退出歐盟,並把全球經濟可能受到損害降到最低。二是貿易保護主義抬頭的擔憂也成為焦點,正如WTO六月份報告,對全球主要經濟體近來提出更多的貿易保護主義措施之警告,便可以看出保護主義措施紛紛出籠的不利貿易作為。從2015年10月中旬到2016年5月中旬,G20經濟體已經實施了145項新的貿易限制措施,相當於平均每個月有近21項的新措施出台。三是美國聯準會和日本央行都召開貨幣政策會議,因此討論匯率和當前全球貨幣政策制定的問題,也是一個重要的議題焦點。四是對中國經濟發展的疑慮與擔憂,以及中國宏觀調控政策有哪些措施,如何因應當前國際貨幣競貶的嚴峻挑戰,也成為G20財長會議的關注焦點。
總之,第三次G20財長與央行行長的會議成果,主要包括制定結構性改革的優先領域和指導原則,以及衡量改革進展的指標體系;推動多邊開發銀行支持基礎設施投資,發起全球基礎設施互聯互通聯盟倡議,制定基礎設施和中小企業融資工具多元化的政策指南;以及進一步推進國際稅收合作,完善國際金融架構,推進國際金融監管改革等,這些是否也很自然地成為高峰會的討論議題,值得進一步去關注與觀察。
四、中國杭州G20高峰會的期待與可能意涵
正當中國即將於9月4~5日於杭州舉辦2016年G20高峰會之際,由於今年全球經濟成長被不確定性所籠罩,讓各會員國對於宏觀經濟政策與改革國際貨幣體系之討論,寄予高度殷切期盼。而這一次由中國主導的高峰會,其主題設定為「構建創新、活力、聯動、包容的世界經濟」,也將對創新成長藍圖、2030永續發展議程、非洲工業化、反腐敗、能源、農業、就業、貿易投資等議題加以討論。同時,在舉辦高峰會之前,系列外圍的對話活動也密集展開,這些都可以看出中國大陸相當重視這一次擔任G20高峰會的東道主角色,卯足了全力籌劃,希望為杭州G20高峰會的成果劃下更完美句點,讓中國大陸在國際經濟舞台上扮演更重要的關鍵角色。
對於杭州的高峰會舉辦無疑地也是中國最重要的主場外交平台,也是首次將創新增長作為重點議題,讓國際社會把目光轉向中國大陸,也讓中國大陸可以闡明其宏觀思路,並在高峰會上可以尋求三項突破:以創新發覺新動力、以改革注入新活力、以發展開闢新前景,來增強中國大陸在國際經濟發展的貢獻度。
尤其正值中國經濟發展力道減緩,美國經濟強勁程度不再,日本經濟表現震盪,歐盟經濟疲軟低迷,還加上英國脫歐的危機波及,這些重要經濟體的積弱不振,都直接間接和地衝擊到貨幣匯率的穩定性,日圓、歐元、英鎊、甚至人民幣等主要貨幣都紛紛走貶,可能引發惡性貶值危機,輕微的話可能影響到全球經濟成長,但嚴重的話,甚至引發第三次嚴重的全球金融危機。
面對這些嚴峻挑戰,世界重要貨幣的存在與競爭,肯定不利於全球經濟的成長與運作,以及直接受到美國、日本、歐盟、英國和中國對其貨幣政策的主張,都會很輕易地影響到世界經濟成長與匯率變動,特別是這些經濟強權還可以利用本身的優勢,以大量印製鈔票來支持其經濟的預算缺口,又讓全球金融經濟陷入大國之間的貨幣競爭,注入經濟大國之間大量的國際政經較勁與算計,勢必動搖國際金融貨幣的長期穩定。如何建立一個超然的國際貨幣,跳脫以大國經濟貨幣為依據與流動使用計價貨幣,實為當下G20高峰會必須面對的重要議題。
對中國而言,面對全球經濟低迷、低貿易流動、低投資、低利率、低通貨膨脹、低物價、高債務等風險,身為東道主的中國,特別是總理李克強強調在均衡水平上保持一個基本穩定的匯率,不會搞貿易戰或貨幣戰,以及確保經濟疲弱地區增強經濟成長,承擔更多的國際責任,推動結構性改革、創新領域、貿易投資領域、勞動就業領域、永續發展領域、國際經濟治理領域等共識,也預期提出提振全球經濟的「中國方案」,足見中國的企圖心與政策動向。面對此,中國至少會採取「雙6.7」策略,一是捍衛人民幣穩住6.7元匯率關卡,二是至少守住中國經濟成長率在6.7%以上,這可以相對於日本政府的撒錢計畫,以及推出20兆日圓的財政刺激計畫,頗有操縱市場和干預匯率「以鄰為壑」的作法,更能突顯出中國建設性的政策貢獻。
面對上述的問題,特別提款權(SDR)做為全球主要儲備貨幣,以替代各大國貨幣,對國際貨幣的穩定有其正面意義,降低各大國經濟體操縱其強勢貨幣來影響國際貨幣穩定性,充滿著大國經濟體的貨幣謀略與手段。儘管SDR本身不是一個真正國際化的超主權貨幣,其總規模也有限的情況下,中國企圖擴大SDR在國際金融市場的影響力,並作為推動國際貨幣體系改革切入點,來改變國際貨幣與金融秩序,中國當局相當積極規劃。當前中國人行已經使用SDR做為外匯儲備的報告貨幣,也在探討發行SDR的計價債券可能性,讓SDR逐漸發展成國際貨幣體系一個穩定力量,以降低國際金融對美元單一貨幣的依賴度。同時,人民幣也逐漸成為新興市場使用的國際貨幣,也已經加入SDR和提升其在SDR的代表性,當SDR對國際金融影響力提高時, 人民幣也將成為穩定國際金融的重要力量。
當前世界經濟已經不同於以往仍由這些先進核心國家或大國經濟體控制著全球很大的比例,同時隨著新興工業化國家的大勢興起,不再可能只由G7來控制全球國際貨幣與匯率,正當南北經濟平起平坐之際,G20領袖高峰會就必須要面對SDR運作與制度化,尤其當中國擠入G2超級大國之際,亦代表著南方世界立場,國際貨幣與匯率就不該只受到歐美大國強勢貨幣的主導而已。因此,如何擴大SDR使用來防範金融風險,有其必要性,當然背後也可以明顯看出中國試圖降低國際金融對美元貨幣依賴的盤算。
換言之,不應該只有大國經濟體可以享有鑄幣權,以及可以讓各成員國政府通過發行SDR債券,以提高貸款項目融資,就像歐洲銀行發行歐洲貨幣單位(ECU)一般。如此,可以讓儲備需求較大的南方國家分配較多的SDR來支持其發展。因此,當中國人民幣在2015年時被IMF納入SDR一籃子貨幣,也開啟了人民幣國際化的發展,而中國所主辦的2016年G20領袖高峰會平台,為平衡南北國家的成長,中國勢必重視宏觀貨幣經濟改善與改革的機會。
最後,G20會議所涉及到的國際議題,不僅僅只是針對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和結構性改革等三大政策處置而已,甚至還包括與IMF、WB、OECD、WTO、ILO等國際組織的關連性,實施適宜的貨幣政策。中國試圖通過主辦杭州高峰會機會,進一步推進G20議程,以及探討「創新增長方式」、「更高效能的全球經濟金融治理」、「強勁的國際貿易和投資」和「包容和聯動式發展」四大議題,來達到「構建創新、活力、聯動、包容的世界經濟」的目標。
首先,在「創新增長方式」議題下,各會員國提升世界經濟中長期成長潛力,挖掘新動力,原則核可G20創新增長藍圖及創新行動計劃、新工業革命行動計劃、和信息經濟發展與合作倡議。
其次,在「更高效能的全球經濟金融治理」議題下,各成員國核可G20反腐敗、追逃追贓高級原則,同意在中國設立反腐敗追逃追贓研究中心,原則核可了2017~2018年反腐敗行動計劃、創業行動計劃、能源可及性行動計劃、可再生能源行動計劃、高能效引領計劃等。
第三,在「強勁的國際貿易和投資」議題下,各成員國支援加強G20貿易與投資機制建設,核可貿易投資工作組工作職責,追求G20全球貿易增長戰略、全球投資指導原則等,贊同重振貿易和投資,以及共同反對貿易保護主義措施。
第四,在「包容和聯動式發展」議題下,各成員國聚焦於發展議題和發展中國家需求,原則通過G20落實2030年永續發展議程行動計劃,以及支援非洲和最不發達國家工業化倡議。會議還討論了氣候變化、公共衛生、難民、反恐融資等問題。
值得一提的,杭州9月初的G20高峰會,中國當局老早就有完整規劃和卯足全力籌備。除了招募志願者服務外賓外,針對霾害、恐襲等重要安全問題,也早已經啟動防範和總動員。中國為了辦好G20峰會,杭州早已投入百萬志願者,分成會場志願者和城市志願者兩部分。由於參會外賓眾多,挑選會場志願者會以語言能力為主,除了英語條件外,優先選拔德語、法語、西班牙語、阿拉伯語、印尼語等志願者,並開展志願者專業知識培訓、專業測試和崗位演練等工作。
五、結語:中國方案的藥方
世界期待著杭州G20高峰會能制定出創新增長新藍圖,為全球經濟成長開闢新動力,這無疑地是拿出所謂「中國方案」思維,為全球經濟成長「開藥方」,希望助力世界經濟走出低谷,這正是中國想要成為引領世界經濟成長的領頭羊。試圖把G20機制化,推動G20全球治理的永續發展,進而制定長期議程,為G20的未來發展奠定基礎。同時,G20承諾將積極採取措施促進基礎設施投資,也通過了《全球基礎設施互聯互通聯盟倡議》,並鼓勵私營部門投資基礎設施。更重要者,結構性改革頂層設計的出爐,確定結構性改革的9大優先領域和48條指導原則,這為G20的改革領域和原則找到了「最大公約數」,有助於從根本上實現經濟永續與平衡成長。
此外,原本G20會議是要針對今年最嚴峻的中國經濟問題下手,因為中國經濟問題加劇了全球市場的恐慌,引來國際主要經濟體的強力指摘或圍剿中國,特別是中國的產能過剩、人民幣匯率的操控、政府支出赤字擴大等問題,出現所謂的「中國經濟病症」現象,不過突如其來的英國脫歐問題與連鎖效應,可能引發歐盟經濟危機,讓G20關注焦點轉向歐洲,全力應對英國脫歐的陰影與衝擊,此時中國似乎可以鬆了口氣,有餘力去面對全球金融更現實的問題,因而讓中國一方面提出中國經濟疲弱藥方,另一方面也將提出對歐盟經濟不確定之診斷,三方面可以針對全球金融、貿易或貨幣問題提出「深層」與「頂層」結構性改革方案,試圖建立一新國際經濟與貨幣金融秩序。總之,提高中國在全球經濟治理中的制度性話語權,勢必越來越重要,也將可以跳脫出傳統經濟大國把持的國際金融秩序,推動有利於改善國際新秩序建構,讓全球經濟邁向永續發展的目標。
台灣雖不是G20會員,但是G20成員國與台灣的經貿關係卻是極為密切。台灣方面也必須關注英國脫歐、貨幣匯率、全球金融金融等問題與衝擊,特別是英國脫歐後可能帶給國際金融市場的衝擊,靠貨幣貶值促進經濟發展的手段,可能引發匯率競爭性貶值骨牌效應,非競爭性寬鬆貨幣政策的影響,以及避免貿易保護主義措施的重返,這些都是台灣必須積極正視與面對的國際經濟課題。
(本專欄文章作者意見不代表論壇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