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前言
2014年11月,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在中央外事工作會議上強調,要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統籌發展安全兩件大事,為了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為和平發展營造更加有利的國際環境。要在堅持不結盟原則的前提下廣交朋友,形成遍佈全球的夥伴關係網絡。1
2015年3月初,中國外交部長王毅在第12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的記者會上明白表示,中國著眼於「構建以合作共贏為核心的新型國際關係,正在走出一條結伴而不結盟的對外交往新路」「中國的『朋友圈』越來越大,我們的好朋友、好夥伴越來越多」。22015年9月,中國聯合國協會名譽會長金永健表示,鄧小平曾經於1970年代在聯合國大會上表示,中國是永遠不稱霸的第三世界國家。如今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習近平主席也於日前出席由中國和聯合國共同舉辦的「南南合作圓桌會議」時再次強調,中國在國際和區域層面建設全球夥伴關係,走出一條「對話而不對抗,結伴而不結盟」的國與國交往新路。這樣既是繼承了一貫的立場,也具有與時俱進的精神。3
中華人民共和國於1949年10月1日成立以後,為了取得蘇聯的安全保障與外交支持,雙方曾於1950年2月14日簽署有效期限為30年的《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締結聯盟關係。但當兩國於1950年代晚期開始漸生摩擦,最後更在1969年因「珍寶島事件」而發生武裝衝突後,雙方的關係一落千丈,《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更在期滿後失效。此外,雖然中共與北韓也曾於1961年簽訂了《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條約》,但時任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劉建超卻於2006年10月10日在例行記者會上明白表示,兩國並非同盟關係。4本文即試圖針對中國採取結伴而不結盟的政策立場提出若干可能的解釋因素。
貳、中國不結盟的可能因素
一、歷史背景—百年屈辱:
學者認為,在中國的五千年歷史中,既有輝煌的一面,也有近代受到外國屈辱的二百年經歷,所以形成許多矛盾的情緒—自大和自卑、自豪感和屈辱感、仇外和媚外、向西方學習和抵制西方—影響了中國人的觀點,構成中國民族心理最重要的內容。5這些近代史上的遭遇便影響到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的政治人物外交思維與政策作為。
當俄國於1917年發生了「十月革命」後,新政府宣布將不受先前舊政府對外條約的約束,打算放棄沙皇時期在中國滿州所獲得的利益,恢復中國在最重要商業運輸線—中東鐵路沿線地區的主權,並放棄俄國公民在中國、蒙古等地的地產權。6由於此時俄國對中國釋出善意,再加上接連發生推翻前任政府的「二月革命」與「十月革命」,消息傳出後使得共產主義(或社會主義)理念逐漸受到中國民眾重視,後來促成中國共產黨於1921年正式成立,1922年7月加入第三國際,接受俄國共產黨的領導。
因此,毛澤東於1949年6月30日便表示,「十月革命一聲砲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在國外,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的民族和各國人民,共同奮鬥。這就是聯合蘇聯,聯合各人民民主國家,聯合其他各國的無產階級和廣大人民,結成國際的統一戰線。」「中國人不是倒向帝國主義一邊。就是倒向社會主義一邊,絕無例外。騎牆是不行的,第三條道路是沒有的。我們反對倒向帝國主義一邊的蔣介石反動派,我們也反對第三條道路的幻想。」7換言之,對於當時的中國共產黨而言,由於蘇共統治的俄國並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帝國主義國家,所以可以為了取得政治外交支持而合作。中華人民共和國於1949年10月1日成立以後,隨即在10月3日獲得蘇聯外交承認與建交,雙方後來又於1950年2月14日簽署《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而成為軍事聯盟。
周恩來於1952年4月30日在駐外使節會議上表示,「一九四九年春,毛澤東同志就說過,我們的一個重要外交方針是『另起爐灶』,就是不承認國民黨政府同各國建立的舊的外交關係,而要在新的基礎上同各國另行建立新的外交關係。」「這一『另起爐灶』的方針,使我國改變了半殖民地的地位,在政治上建立了獨立自主的外交關係」「帝國主義總想保留一些在中國的特權,想鑽進來。有幾個國家想同我們談判建交。我們的方針是寧願等一等。先把帝國主義在我國的殘餘勢力清除一下,否則就會留下它們活動的餘地。帝國主義的軍事力量被趕走了,但帝國主義在我國百餘年來的經濟勢力還很大,特別是文化影響還很深。這種情形會使我們的獨立受到影響。因此,我們要在建立外交關係以前把『屋子』打掃一下,『打掃乾淨屋子再請客』。」8江憶恩(Alastair Iain Johnston)等人則主張,許多強權從19世紀中期到20世紀中期這段中國的「百年羞辱」(century of humiliation)期間曾經欺負過中國,那種經驗散佈在中國當前的戰略思想中。9由此可見,中共對於其他「帝國主義國家」仍然會抱持著排斥抗拒的心理。尤其是1950年6月韓戰的發生,聯合國授權以美國為主的多國聯軍反擊,還一度逼近中國鴨綠江邊境。這些衝突更使得中共與歐美國家的關係惡化,短期之內無法改善。韓戰結束以後,中共也與同樣由共產黨領導的北韓於1961年簽訂《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條約》,建立聯盟關係。
由於有著這類歷史記憶存在,即便中華人民共和國後來在1970年代開始逐漸擴展對歐美國家的交往,但由於後者在中國近代史上多半被認為具有帝國主義色彩,所以雙方日後雖然發展不同等級或類型的夥伴關係,但是卻沒有進一步演變成為軍事聯盟。
二、周邊局勢—彼此交惡: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美國在亞洲與歐洲地區透過聯盟體系的建立對於蘇聯共產主義的擴張加以圍堵,中華人民共和國在1950~1970年代幾乎被美國主導的聯盟網絡包圍。毛澤東就曾經在1955年3月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大會上表示,「帝國主義勢力還是在包圍著我們,我們必須應付突然事變。今後帝國主義如果發動戰爭很可能像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那樣,進行突然襲擊」。10
東南亞國家在1950年代紛紛獨立建國。雖然同樣曾經遭受過西方帝國主義國家殖民統治,但由於缺乏物資,非常依賴歐美國家提供的經濟援助與政治支持,另一方面則是擔心共產主義思潮影響政權穩定,使得各國反倒對中共嚴加提防。除了北越與印尼分別於1950年1月18日與4月13日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泰國、馬來西亞、菲律賓等國則是到了1970年代中期才給予外交承認。1960年代成立的東南亞國家協會(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ASEAN)雖然有促進成員國經濟合作的性質,但其實也有反共產主義色彩。這些國家對於共產主義思想可能影響各國政權穩定的憂慮,還高於被中共軍事侵略的恐懼。11
除了受到美國主導的聯盟包圍,中共也與鄰近國家發生多起邊境衝突。中華民國政府曾於1913年10月派遣外交代表前往印度西姆拉參加「中英藏會議」。由於當時印度還在英國統治之下,英方代表麥克馬洪(Henry McMahon)提出暫時劃分中印邊界的方案。1914年3月間,英國以支持西藏獨立等為條件,與西藏談判代表私下換文,劃定麥克馬洪線為中國(西藏)與印度邊界,但是前述協議並沒有得到我方政府同意接受。當印度於1947年脫離英國獨立以後,主張應該要以先前的「麥克馬洪線」劃分中印國界。中共於1951年進入西藏以後,又於1954年4月與印度簽訂《關於中國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間的通商和交通協定》,在前言中雖然載明了「和平共處五原則」,但是由於雙方並沒有針對邊界爭議達成明確共識,再加上西藏民眾為了爭取獨立而經常引發零星衝突,最後使得中共與印度在1960年間爆發大規模武裝衝突。12
此外,由於中共在1960年代晚期已經和蘇聯決裂,1970年代初期又尋求對美國改善關係,越戰結束以後新成立的越南共產黨政府為了要獲得蘇俄的經濟援助與政治支持,一方面在國內提出「反華政策」,另一方面也參與了蘇聯主導的「經濟互助委員會」(Council for Mutual Economic Assistance, COMECON),後來還在1978年簽訂《蘇越友好條約》。此後中越關係持續惡化,1979年2月中共也與越南發生戰爭。13
由此可見,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周邊國家大多受到美國支持而主張反共立場,或對共產主義的擴張性質保持防範心態,除了蘇聯與北韓等少數國家以外,中共即便想要結交盟國,也沒有多少選擇的機會。
三、領導者信念—掌握詮釋:
民主國家的外交政策會受到民意、官僚組織、領導者等多種因素的影響,但在不民主國家中,領導者因素往往有最大的影響力。學者認為,1949-1966年的17年間,中國外交決策呈現出高度集權化,核心權力集中掌握在中央高層,毛澤東具有「最後決定權」。但同時,還有另外兩個機制(黨內民主機制和「毛-劉-周」體制)也發揮了重要作用。14換言之,相較於一般民主國家,中共領導者個人對於國家的外交政策有較高的主導權,甚至掌握了對內詮釋國際局勢的影響力。
在對日抗戰勝利之後,毛澤東於1945年表示,「我們並不孤立,全世界一切反對帝國主義的國家和人民都是我們的朋友。但是我們強調自力更生,我們能夠依靠自己組織的力量,打敗一切中外反動派。蔣介石同我們相反,他完全是依靠美國帝國主義的幫助,把美國帝國主義作為靠山。獨裁、內戰和賣國三位一體,這一貫是蔣介石方針的基本點。美國帝國主義要幫助蔣介石打內戰,要把中國變成美國的附庸,它的這個方針也是老早定了的。」「蘇聯的參戰,決定了日本的投降,中國的時局發展到了一個新的時期。」15
當中華人民共和國與蘇聯關係友好時,毛澤東甚至還曾經在1956年9月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表示,「在國際上,我們要團結全世界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首先是團結蘇聯,團結兄弟黨、兄弟國家和人民,還要團結所有愛好和平的國家和人民,借重一切有用的力量。」「我們這個國家建設起來,是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將完全改變過去一百多年落後的那種情況,被人家看不起的那種情況,倒楣的那種情況,而且會趕上世界上最強大的資本主義國家,就是美國。」16在這種「一邊倒」的思維指導下,中共自然會尋求與共產主義/社會主義國家建立友好關係,因而在1950年與蘇俄簽署《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在1961年與北韓簽訂了《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條約》。
趙磊認為,兩國結盟以後,雖然中共在遭受侵略時獲得蘇聯援助的權利,但是也因此承擔了在重大外交、軍事決策上與蘇聯磋商的義務。蘇聯表現出來的「大國主義」情緒,也讓中方領導階層留下了極不愉快的記憶。17門洪華也分析指出,「一邊倒」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初的外交戰略重心,但並非外交戰略的全部。而且,這種策略在短期有利於新生政權的鞏固,但就長期發展而言,並不符合中國的長遠利益,會造成外交戰略上的不平衡。18
1956年2月,蘇共召開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針對1953年逝世的史達林(Joseph Stalin)及其社會主義政策提出了檢討和批判。學者分析指出,1956年蘇共二十大後,中蘇兩黨對於馬列主義理論、國際共運原則、當代世界形勢等重大問題就出現了意見分歧。毛澤東主張應該要在不影響兩國關係的情況下,透過內部討論來解決。但是赫魯雪夫(M. Nikita Khrushchev)為了要追求和美國共同主宰世界的外交戰略,反而想迫使中國服從。中蘇雙方的關係開始逐漸惡化。因此,毛澤東此時決定放棄「一邊倒」的國際戰略,又將蘇聯視為「修正主義」,還提出了建立「反帝、反修」統一戰線的國際戰略。19
然而,其他學者則根據晚近收集的資料認為,1956年9月中共召開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對於蘇共二十大和批判史達林等議題總體上還是給予高度評價。中蘇關係不僅沒有出現嚴重分裂,反而更加緊密。當然,兩國之間仍然對於「和平過渡」和批判「個人崇拜」這兩項議題意見分歧。關鍵在於蘇共二十大會議凸顯了史達林的錯誤,也降低了莫斯科的威信,中國共產黨反而逐漸崛起。包括蘇共黨員在內的不少共產黨人認為,也許中共和毛澤東本人在此一時期更有能力和資格來指導當前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從整個歷史過程來看,導致中蘇同盟最終破裂的種子大概埋藏在這裡。20
在1969年珍寶島事件後,中蘇正式決裂,兩國之間的聯盟關係也隨之終結。1970年代,蘇聯反倒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主要的安全威脅。1971年10月25日,聯合國大會通過2758號決議,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得以取代中華民國在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席位。1972年2月,美國總統尼克森親自訪問中國大陸,簽訂了《上海公報》,美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關係大幅改善,也埋下了日後美國與中華民國於1978年底斷交的伏筆。在此脈絡之下,1970年代初期,毛澤東甚至一度提出了「一條線、一大片」的戰略主張。1973年2月17日,毛澤東在會見季辛吉(Henry Alfred Kissinger)時表示:「我跟一個外國朋友談過,我說要搞一條橫線,就是緯度,美國、日本、中國、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歐洲。這實際上是提出了一個聯合抗蘇的國際統一戰線的戰略構想」。21張植榮等人認為,中美關係改善後,中國對於美國霸權主義本質的認識並沒有改變。毛澤東提出三個世界劃分的觀點,把美蘇作為第一世界,作為全世界革命人民的敵人。中國根據蘇攻美守的形勢,認為當時蘇聯的擴張政策對全世界人民比美帝更具有危險性與欺騙性,蘇聯不只是對中國而且是對世界發動戰爭的主要威脅,所以確定了反對兩霸、側重打擊蘇霸的對外戰略。中國提出一條線的戰略,不意味著中國向美國「一邊倒」而喪失了獨立的原則。對於中國來說,中美聯合的主要目的是反對蘇聯的霸權主義,維護中國的安全。22
正是因為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領導階層掌握了詮釋國際局勢而後宣傳與決策的權力,當需要蘇聯提供政治外交支持時,兩國就可以結成聯盟;當為了爭取在國際共產陣營當中的領導權,以及掌握更多外交自主權力時,兩國的聯盟關係就是可以斷絕的。由於毛澤東等人仍然將歐美國家視為帝國主義或霸權主義的象徵,因而即便日後有必要的合作交往,但並不會考慮要建立正式的軍事聯盟關係。
四、發展核武—足以自保:
在美國於1945年8月對日本的廣島與長崎投下原子彈以後,中共便開始注意到了此項武器的作用。1946年8月6日,毛澤東在接受美國記者斯特朗(Anna Louise Strong)採訪時表示,「原子彈是美國反動派用來嚇人的一只紙老虎,看樣子可怕,實際上並不可怕。當然,原子彈是一種大規模屠殺的武器,但是決定戰爭勝敗的是人民,而不是一兩件新式武器。」231949年8月下旬,蘇聯第一次試爆原子彈成功以後,毛澤東於1950年初前往莫斯科訪問,史達林還陪同觀看了原子彈試爆的影片,毛澤東回國以後就向身邊人士表示,中國也可以搞一點。24由於中蘇雙方在1950年2月14日簽署的《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第一條即指出,「…一旦締約國任何一方受到日本或與日本同盟的國家之侵襲因而處於戰爭狀態時,締約國另一方即盡其全力給予軍事及其他援助。」25學者認為,由於蘇聯已經擁有核子武器,這相當於規定了蘇聯將向中國提供保護。但是在1950年6月25日韓戰爆發以後,蘇聯並未介入朝鮮半島與美國開戰。這樣的教訓讓中共領導階層決定,日後不會將重大的戰略利益寄託在蘇聯的核子保護傘之下。26但沈志華則根據俄國軍方的檔案資料指出,在韓戰最危急,也就是美國在仁川登陸成功的時候,蘇聯總參謀部制訂的四個方案之一,就是動用核子武器來對付美軍。換言之,蘇聯可以向社會主義國家提供核子保護,但不希望跟其他國家分享核子武器的秘密。27
1950年代中期開始,毛澤東等人決定要開始發展核子武器。以當時的條件而言,中共若想要取得和發展先進武器與軍事技術,最好的甚至是唯一的途徑就是獲得蘇聯援助。有學者認為,毛澤東是基於軍事安全與國際地位的需要,所以才試圖極力爭取。281954年10月,赫魯雪夫訪問中國大陸,毛澤東趁機提出希望蘇聯能援助中共發展原子能與核子武器等項目。原本赫魯雪夫還勸說毛澤東應該要集中力量發展經濟建設,並表示只要有蘇聯的核子保護傘就夠了,但後來仍然還是答應在原子能的和平使用方面幫助中國。29
此後,中共與蘇聯便開始了一系列的合作計畫,逐步發展建立自身核子工業能力。1956年4月下旬,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還曾一度指出,「我們現在還沒有原子彈。……我們現在已經比過去強,以後還要比現在強,不但要有更多的飛機和大砲,而且還要有原子彈。在今天的世界上,我們要不受人家欺負,就不能沒有這個東西。」30然而,由於1958至1959年期間,整體國際局勢與中蘇之間都有不同的事件發生,連帶影響了中蘇雙方的核子合作計畫,蘇聯更是多次藉口拖延與保留原本承諾提供給中共的核武科技的重要原料與資訊,毛澤東對此感到十分不滿。
1958年7月22日,毛澤東在與蘇聯駐中國大使尤金會談時直接表示,「你們就是不相信中國人,只相信俄國人。俄國人是上等人,中國人是下等人,毛手毛腳的,所以才產生了合營的問題。要合營,一切都合營。陸海空軍、工業、農業、文化、教育都合營,可不可以?或者把一萬多公里長的海岸線都交給你們,我們只搞游擊隊。你們只搞了一點原子能,就要控制,就要租借權。此外,還有什麼理由?你們控制過旅順、大連,後來走了。為什麼控制?因為當時是國民黨的中國。後來你們自動走了,因為是共產黨領導的中國了。」31
最後,蘇共中央於1959年6月20日通知中共,由於蘇聯與美國等西方國家在日內瓦舉行禁止核子試驗談判,為了避免影響談判進程,蘇聯方面決定暫緩按照相關協議提供模型和資料,兩年以後再視情況來決定。32同年9月底,赫魯雪夫在結束與美國總統艾森豪(Dwight David Eisenhower)會晤後,前往中國大陸準備參加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活動,毛澤東卻與赫魯雪夫在10月1日的雙方會談間爆發激烈的爭執。學者指出,赫魯雪夫當時表示蘇聯已經擁有核子武器,並準備根據中蘇同盟條約像保衛自己一樣保衛中國。毛澤東則回應,中國是一個擁有主權的大國,需要有自己的核子武器。3310月2日,毛澤東與赫魯雪夫再次會面,赫魯雪夫先是抱怨中共於1958年8月23日砲擊金門但未事先與蘇聯溝通,後來又批評中國與印度之間在1959年發生的邊界衝突與西藏問題,影響美蘇領袖高峰會議的氣氛。34雙方因此不歡而散。
1960年7月,蘇聯宣佈撤回派往中國大陸的所有專家與技術人員,使得中共核能工業與核子武器的研究發展陷入停滯,也突顯出兩國之間的聯盟關係已經陷入冰點。學者指出,一旦蘇聯停止援助,設備材料停止供應,工程也就無法繼續下去;在已經供應的設備中,一般設備多,關鍵設備少。有些工程設計雖然蘇聯已經完成,但是檔案資料不完整,中方人員並沒有掌握核心技術。35在蘇聯專家撤離以後,毛澤東更明確指示要繼續堅持下去。時任外交部長陳毅也曾經表示,「我這個外交部長的腰桿還不太硬,你們把原子彈、導彈搞出來了,我的腰桿就硬了。」36
1964年10月16日,中共在新疆第一次成功試爆原子彈,成為繼美國、蘇聯、英國、法國之後,第五個擁有核子武器的國家。10月17日,時任國務院總理周恩來表示,「中國進行核試驗、發展核武器,是被迫而為的。中國掌握核武器,完全是為了防禦,為了保衛中國人民免受美國的核威脅。中國政府鄭重宣布,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中國都不會首先使用核武器。」37
對於中國而言,擁有核子武器以後,便可以對自身提供極為強大的安全保障,或甚至可能作為攻擊性武器,並不必然需要透過締結進攻性或防禦性的軍事聯盟條約而取得安全協助。
參、不結盟政策的確立
1970年代初期,中華人民共和國進入聯合國成為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隨後也和日本建立正式外交關係,美國與蘇聯兩大強權則開始推動和解政策。在外部沒有面臨立即威脅的情況下,基於前述四項因素,中國也大幅降低了必須要建立或參與軍事聯盟來維護國家安全的需求,開始公開表示「不結盟」的政策立場。
鄧小平於1982年在中共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表示,「中國的事情要按照中國的情況來辦,要依靠中國人自己的力量來辦。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無論過去、現在和將來,都是我們的立足點。中國人民珍惜同其他國家和人民的友誼和合作,更加珍惜自己經過長期奮鬥而得來的獨立自主權利。任何外國不要指望中國做他們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國會吞下損害我國利益的苦果。」。38學者閻學通認為,在1982年中共十二大報告提出「中國絕不依附於任何大國或國家集團」的「不結盟」原則之前,中國的外交理念是明確區分敵友的。39
到了1980年代中期,中國更加堅持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原則,並不希望跟其他國家建立聯盟關係。鄧小平在1985年6月4日表示,中國的對外政策有了轉變。「過去有一段時間,針對蘇聯霸權主義的威脅,我們搞了『一條線』的戰略,就是從日本到歐洲一直到美國這樣的『一條線』。現在我們改變了這個戰略,這是一個重大的轉變。」「我們奉行獨立自主的正確的外交路線和對外政策,高舉反對霸權主義、維護世界和平的旗幟,堅定地站在和平力量一邊,誰搞霸權就反對誰,誰搞戰爭就反對誰。」「根據獨立自主的對外政策,我們改善了同美國的關係,也改善了同蘇聯的關係。我們中國不打別人的牌,也不允許任何人打中國牌,這個我們說到做到。這就增強了中國在國際上的地位,增強了中國在國際問題上的發言權。」40鄧小平在1985年8月會見外賓時又再次強調,「我們現在奉行的是獨立自主的對外政策,不傾向於任何一個超級大國。誰搞霸權主義,就反對誰,誰願與我們友好,我們也願意與誰友好,但決不捲入任何集團,不同它們結盟。」41
到了1980年代中期,中國已經公開確立了要在國際關係中採取「不結盟」的政策立場。
肆、結論
事實上,歷史背景、周邊局勢、領導者信念、發展核武等因素其實是綜合塑造了中國在與蘇聯斷絕聯盟關係後,長期不結交盟國的政策立場。
由於中國從清末以來在對外關係方面屢遭敗績,自然對於各國充滿不信任。直到共產革命後的俄國釋出善意,中共又為了爭取政治外交支持,才會在建立政權之初與蘇聯發展聯盟關係。但是當中蘇之間於1960年代多次意見不合時,中共最後還是選擇斷絕外交往來。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美國在亞洲與歐洲建立起圍堵共產主義擴張的聯盟體系,使得中共即便想要結交盟國,除了蘇聯與北韓以外,在周邊地區幾乎無法尋得適合的國家。此外,由於政治體制特性,中共領導階層幾乎掌握了詮釋外交政策方針的權力而鮮少受到國內因素的牽制,當毛澤東等人決定要調整國際合作對象,拉攏其他國家共同對付蘇俄時,中國的外交戰略就改變了。
最後,由於核子武器所具有的大規模殺傷能力,可以作為嚇阻威脅以保障自身安全的重要工具。中共為了要掌握自主運用核武的權力,還不惜與蘇聯斷絕聯盟關係。在中共研發成功以後,為了安全需求而結交盟國的必要性就大幅降低了。
1. |
〈習近平出席中央外事工作會議並發表重要講話〉,《新華網》,2014年11月19日,<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4-11/29/c_1113457723.htm>。 |
2. |
〈中國外交部長:中國的「朋友圈」越來越大〉,《BBC中文網》,2015年3月8日,<http://www.bbc.co.uk/zhongwen/trad/china/2015/03/150308_china_wang_yi_press>。本文部分文獻引述中國大陸學者著作與官方網站,原則上以「中國」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簡稱,以「臺灣」作為「中華民國」的代稱。如有特殊意義,將另作說明。 |
3. |
〈聯合國原副秘書長金永健談中國為何「結伴不結盟」〉,《人民網》,<http://world.people.com.cn/n/2015/0929/c1002-27648283.html>。 |
4. |
〈2006年10月10日外交部發言人劉建超在例行記者會上答記者問〉,《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http://www.fmprc.gov.cn/mfa_chn/fyrbt_602243/t275579.shtml>。 |
5. |
張清敏,〈中國的國家特性、國家角色和外交政策思考〉,《太平洋學報》,2004年第2期,頁49, 52。 |
6. |
參見:李育民,《近代中外條約關係當論》(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頁289-290。 |
7. |
中共中央文獻編輯委員會編,《毛澤東選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頁1471-1473。 |
8. |
中共中央文獻編輯委員會編,《周恩來選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頁85-87。 |
9. |
Elizabeth Economy and Michel Oksenberg, eds., China Joins the World: Progress and Prospects (New York: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Press, 1999), p. 100. |
10. |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頁392。 |
11. |
Amitav Acharya, Constructing a Security Community in Southeast Asia : ASEAN and the Problem of Regional Order (New York: Routledge, 2001), p. 204;Kernial Singh Sandhu, et al., eds., The ASEAN Reader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1992 ), pp. 453-454;Dewi Fortuna Anwar, “ ASEAN's Enlargement: Political, Security, and Institutional Perspectives,” in Mya Than and Carolyn L. Gates, eds., ASEAN Enlargement: Impacts and Implications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2001), pp. 26-28. |
12. |
參見:洪停杓、張植榮,《當代中國外交新論》(香港:勵志出版社,2004年),頁156-158。 |
13. |
參見:Robert C. Horn, “Southeast Asian Perceptions of U.S. Foreign Policy,” Asian Survey, Vol. 25, No. 6 (Jun., 1985) , p. 678;張登及,〈1979年中共「懲越戰爭」的歷史結構分析-武力使用(Use of Force)〉,《東亞季刊》,第31卷第1期(民國89年1月),頁91-114。 |
14. |
宮力、門洪華、孫東方,〈中國外交決策機制的變遷〉,門洪華主編,《中國外交大佈局》(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頁18。 |
15. |
中共中央文獻編輯委員會編,《毛澤東選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頁1132-1134。 |
16. |
〈增強黨的團結,繼承黨的傳統[1]〉,《人民網》,<http://www.people.com.cn/GB/shizheng/8198/30446/30452/2196047.html>。 |
17. |
趙磊,《建構和平:中國對聯合國外交行為的演進》(北京:九州出版社,2007年),頁59,註釋3。 |
18. |
門洪華,〈中國外交戰略與大國進程〉,門洪華主編,《中國外交大佈局》(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頁37。 |
19. |
遲愛萍,〈毛澤東國際戰略思想的演變〉,《黨的文獻》,1994年第3期,頁48。 |
20. |
沈志華主編,《中蘇關係史綱:1917~1991年中蘇關係若干問題再探討—增訂版》(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年),頁139-156,特別是頁155-156。 |
21. |
宫力,〈毛澤東「一條線」構想的形成及戰略意圖〉,《毛澤東鄧小平理論研究》,2012 年第5 期,頁68。 |
22. |
洪停杓、張植榮,《當代中國外交新論》,頁78-79。 |
23. |
中共中央文獻編輯委員會編,《毛澤東選集》,第四卷,頁1194-1195。 |
24. |
葉子龍口述,溫衛東整理,《葉子龍回憶錄》(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頁185-186。 |
25. |
條約全文參見:〈中蘇兩國關於締結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及協定的公告〉,《新華網》,1950年2月14日,<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4-12/15/content_2336329.htm>。 |
26. |
牛軍,《冷戰與新中國外交的緣起1949-1955(修訂版)》(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頁451-452。 |
27. |
沈志華,〈援助和限制:蘇聯對中國研製核武器的方針(1949-1960)〉,《冷戰中的盟友:社會主義陣營內部的國家關係》,頁155。俄方的資料參見:Viktor M. Gobarev, “Soviet Policy toward China: Developing Nuclear Weapons 1949-1969,” The Journal of Slavic Military Studies, Vol. 12, No. 4 (1999), pp. 7-8. |
28. |
牛軍,〈毛澤東的「危機意識」與中蘇同盟破裂的緣起(1957-1959)〉,《冷戰與中國外交決策》,(北京:九州出版社,2013年),頁121。 |
29. |
沈志華,〈援助和限制:蘇聯對中國研製核武器的方針(1949-1960)〉,《冷戰中的盟友:社會主義陣營內部的國家關係》(北京:九州出版社,2013年),頁156, 158。 |
30. |
中共中央文獻編輯委員會編,《毛澤東文集》,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頁27。 |
31. |
同上註,頁385-386。 |
32. |
李覺等主編,《當代中國核工業》(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7年),頁32。 |
33. |
沈志華主編,《中蘇關係史綱:1917~1991年中蘇關係若干問題再探討—增訂版》,頁263。 |
34. |
同上註,頁265。 |
35. |
劉戟鋒、劉豔瓊、謝海燕,《兩彈一星工程與大科學》(山東:山東教育出版社,2004年),頁190。 |
36. |
王素莉,〈毛澤東國防尖端科技戰略的成功決策與「兩彈一星」的歷史經驗〉,《觀察與思考》,第12期(2013年),頁10。 |
37. |
中共中央文獻編輯委員會編,《周恩來選集》,下卷,頁431。 |
38. |
中共中央文獻編輯委員會編,《鄧小平文選》,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頁3。 |
39. |
〈閻學通:大國外交得區分敵友〉,《中國評論新聞網》,<http://www.chinatw.tw/doc/1033/5/4/0/103354026.html?coluid=50&kindid=1082&docid=103354026>。 |
40. |
中共中央文獻編輯委員會編,《鄧小平文選》,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頁126-128。 |
41. |
參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冷溶、汪作玲主编,《鄧小平年譜1975-1997》(北京:中央文獻出版,2004年),頁1068。 |
(本專欄文章作者意見不代表論壇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