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1.11.01
日本「國有化」釣島對日「中」關係的影響
何思慎
輔仁大學日文系(所)教授
兼國際學院籌備處暨日本研究中心主任
楔子
日相野田佳彥「國有化」釣魚臺不僅令原先預計9月登場的日、「中」建交40周年各項慶祝活動戛然而止,亦使兩國關係陷入建交以來的低潮。日本民主黨主政下的日「中」關係以此收場,應為2009年9月高舉「友愛外交」,意圖藉改善日「中」關係,以平衡美日關係,進而為「東亞共同體」(East Asian Community)奠基的鳩山由紀夫前首相始料未及,此亦體現日本民主黨執政的失敗。
誠然,鳩山首相的「親中遠美」不受美國親睞,但日本民主黨執政失敗所誘發的政治「右傾化」亦恐非美國所樂見。「國有化」釣島絕非如野田所辯解之為穩定管理釣魚臺之策,更迥異於過往的釣魚臺海域紛爭,「國有化」釣島將對東海局勢產生結構性影響,其背後所投射出之日本對「中」思考更值得探討。
一、「國有化」釣島為日本「反中」的集體想像
冷戰後的日本經濟日衰,國際政治未如日本所願出現「美、日、歐三極共管」的格局。其實,冷戰終焉無助於東亞的朝鮮半島及臺海問題的制度性解決,90年代後,國力逐漸抬頭的中國大陸在東出太平洋的戰略實踐下,東海、南海首當其衝,遂成美、日、「中」權力競逐的場域,此提供冷戰後美國續留東亞的正當性,亦令美、日兩國前緣再續,於1996年「再定義」冷戰以來的同盟關係。
因此,「美日同盟」雖源自於冷戰,但冷戰後,「美日同盟」不僅未弱化,更轉型為美國治理東亞的重要平台,此造成90年代後,充滿「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色彩之「東亞共同體」的實現缺乏外在的環境,淪為紙上談兵,「攻勢現實主義」(offensive realism)始為美國東亞外交戰略開展之思想指導,而日本亦樂於維持冷戰以來於東亞域內擔任美國之安全戰略的「責任承擔者」(buck-catcher)角色,藉「美日同盟」加大自身安全縱深,與中共在東亞海域拮抗。
野田內閣「國有化」釣島即為日、「中」兩國在東亞海洋利益衝突的呈現,由此引發的日「中」關係緊張自然較小泉內閣時期因「歷史認識問題」所造成之雙邊關係惡化更為棘手,潛藏的衝突危機亦更勝於過往。
尤有甚者,面對中國大陸的崛起,日本竟莫名的想像日本列島可能被中共征服,此種社會集體焦慮,在冷戰後日本政治呈現民主的無效率催化下,主宰戰後日本政治的保守主義似乎出現「右傾化」的現象。前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與大阪市長橋下徹在即將到來的眾議院大選中,吹起「集結號」,組建新黨,意圖號召此股民意的支持,重返國政,帶領日本「突圍」,而中國大陸即為日本「右翼」想像的敵國,刺激日本人改革。誠如日本前駐北京大使宮本雄二所言,日本的改革,皆因中國的衝擊而前進。惟此次帶給日本衝擊的中國非清末大國的殞落,而是「改革開放」後中國的再興,此番日本似乎未做好心理準備,因近代以來,日本在東亞域內不曾面對強大的中國。
二、如何與「中」交往,日本仍摸著石頭過河
如何與中國交往?這是一道困擾著日本超過一個半世紀的難題。近代以來,日本思想家福澤諭吉、內田良平、宮崎寅藏、中江兆明、內藤湖南等人曾為回答此道歷史難題建構理論思路,但時至今日,日本仍未能有效掌握此問題的答案。「百變中國」似乎令明治維新後的日本不知所措。
戰前,日本對中國的認識擺盪在「東洋」與「西洋」、「野蠻」與「文明」、「脫亞」與「興亞」的論辯間,面對中國的近代化與革命,在戰略上日本決定站到西洋的位置來對應中國,而在戰術上採取「殖民」與「侵略」,試圖翻轉歷史上以中國為主體的「自然秩序」(natural order)軸線,建構由日本宰制的「大東亞共榮圈」。然而,歷史並不站在日本這一邊,「太平洋戰爭」日本以慘敗作收。
戰後的日本捲入美、蘇「冷戰」的格局,日「中」關係的發展受制於「美日同盟」。此外,日本的保守主義符合美國在東亞「圍堵」中、蘇共的戰略需求,使日本社會對二戰侵華歷史的反省遠不及德國徹底。在日本的保守政治中,期待日本政壇出現宛如德國總理布蘭德(Willy Brandt)般的首相,無異是緣木求魚。因此,戰後的日「中」關係存在著難解的「台灣問題」、「歷史認識問題」。尤有甚者,攸關兩國現實利益的領土主權、海洋權益之爭與地緣政治上的安保利益更成為近年左右日「中」關係走向的主要變數。
中共總理溫家寶寄望日、「中」要做「好鄰居、好伙伴,不要做對手」,但此話的另一面即透露中、日目前並非視對方為善鄰。雖說,日本民主黨政權上台之初雖曾對日「中」關係懷抱憧憬,惟對中外交技術上的調整終究不敵中、日在海洋利益中的結構性矛盾,日、「中」友好往往淪為「逢場作戲」,除「曲終人散」,難獲圓滿結局。日相野田「國有化」釣魚臺後,令日「中」關係再現危機,其程度更甚於2005年小泉內閣時日「中」關係的緊張。
雖說,釣魚臺「購島」之議由石原慎太郎而起,但野田以「國有化」接招亦難辭其咎,其間除暴露缺乏執政經驗的民主黨政權對中共反應的誤判外,亦令人驚覺日本對美國「重返亞洲」(Pivot to Asia)政策的一廂情願解讀。日本「右翼」視歐巴馬(Barack Obama)政府採行的亞洲政策為復刻版「圍堵政策」(containment policy),慶應大學常任理事,專研防衛問題的阿川尚之認為,若將世界地圖倒轉,太平洋與印度洋將連為一體,日本、印度及澳洲構成一個三角形,中國正好正陷其中,日、印、澳三國聯手將使中共解放軍難以東出海洋。
然而,美國無意圍堵中共,美國學界認為,歐巴馬政府採行的東亞政策與其說是「重返亞洲」,不如將之理解為「再平衡」(rebalance)政策,此非衝著中共而來,而為向東亞國家展現「華爾街金融風暴」後的美國仍「寶刀未老」,可掌控全局,其間與中共雖存在矛盾與歧見,但不表示美國以中共為敵。美國戴維森學院(Davidson College)東亞政治學教授任雪麗(Shelley Rigger)則闡述,美國的目的不是阻撓中國大陸的崛起,而是防止中國大陸崛起後,壓縮到其他周邊國家的行動自由和自由選擇權,美國不欲見東亞回到由中國主宰一切的「歷史現狀」(historical status quo)。#因此,石原慎太郎等日本「右翼」對中共的挑釁無法獲得美國的支持,而美國亦深知這群「右翼」政治人物不僅「反中」,亦「反美」,這樣的日本對美國而言,應較中共更為麻煩,太平洋戰爭殷鑑不遠,美國不致採取姑息日本「右翼」的政策。
誠然,「國有化」釣島所挑起的問題非僅日「中」關係的惡化,日本政壇的右傾化為東亞安全潛藏之更棘手的問題。10月25日,石原慎太郎辭去東京都知事,展現其重組日本「右翼」勢力,問鼎國政的企圖心。石原刻正號召「日本維新會」(日本維新の会)橋下徹、「大家的黨」(みんなの党)渡邊喜美等各股保守勢力與其合流,籌組「第三勢力」,共謀改革日本大計。石原圖謀將戰後以來官僚主導政治改弦更張,建立政治家主宰國家的「大日本主義」,此種政治氛圍相似於大久保利通遇刺後的明治時期,但「政治家主導」壓倒「官僚主導」非為日本振衰起敝之良方,其歷史結局不辯自明。。
惟戰後的日本社會迥異於明治維新下的日本,「第三勢力」能否於下屆眾院大選異軍突起不無疑問,但檢視日本走上「軍國主義」的歷程,社會理性的多數民意對激進言論保持緘默,終究導致日本集體「右轉」的歷史足堪借鑑。
日本「右翼」在「全球化」的今日仍不脫19世紀的思維,欲求在東亞的國際秩序中,凌駕於中國大陸之上,主宰東亞。石原所代表的「右翼」正著手將日本推向對中國大陸的世紀豪賭,而「美日同盟」正是「賭注」,但絕非「如何與中國交往?」之提問的解答,日本仍須摸著石頭過河。
三、結論
相對於日本的衰退,國力日隆的中國大陸確實造成日本不安,而日本的島國性格素來對安全問題敏感,易放大對周邊危機的認知,導致對美國「重返亞洲」政策的期待不符現實的意義,更助長「右翼」勢力抬頭。
當前,日本在「國有化」釣魚臺的失策中,須重新省視過去將美國「重返亞洲」政策理解為美國重整「太平洋第一島鏈」,以「圍堵」崛起中之中國的迷思。中共非當年的蘇聯,市場經濟下的中國大陸與美、日、歐經濟已形成「你泥中有我、你泥中有我」的狀況,美國的「中國政策」非冷戰時期「圍堵政策」的再現,美國與中共間的矛盾亦非「敵我矛盾」,美「中」關係是多層次的,非一元化的非友即敵,而日「中」關係亦復如此。誠如宮本雄二大使所言,「身為中國的鄰國,不論你喜歡她,亦或是討厭她,都必須高明地與她往來互動,此為日本的宿命。」日「中」關係如何善了,務實、冷靜的外務省官僚的「本音」(真心話)應指出了方向。
(本專欄文章作者意見不代表論壇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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