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面對2014年北京APEC會議召開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在習近平9月26日藉由會見台灣統派團體高調提出「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促統方針,與堅決「反對台獨」,對外宣示習近平主政下中共對台政策的最高綱領與最低底線後,今年在APEC的馬習會還能抓住最後一線渺茫的機會嗎?不論APEC馬習會是否能夠化不可能為可能的任務,在馬總統剩餘未來一年多的時間,會如當年蔣經國在1987年「開放探親」,李登輝在1999年提出「兩國論」,陳水扁在2006年提出「終統」,般在兩岸關係有重大宣示與作為嗎?當台灣逐步邁入激烈的選戰中與朝野的角力互動中,如果兩岸的政治互信無法鞏固與深化,則兩岸關係的互動與發展確實讓人難以正面看待,除非兩岸的領導人能有全新的戰略思維與策略作為。
一、兩岸能否抓住兩岸歷史難得的機遇
兩岸領導人會面係兩岸關係發展中最關鍵性的判準,長期以來有關兩岸領導人在何種場合見面?以何種身分見面?見面有何成果?見面後最兩岸關係產生何種影響?實為兩岸領導人會面與否的四大關鍵議題。由於APEC會議約十年多才在中國大陸舉辦一次,上次舉辦為2001年在上海舉行,因此,如果此次馬總統不能以中華台北經濟體領袖身分出席北京APEC會議,在短期與可預見將來兩岸領導人會面機率可謂微乎其微。相較於2001年中國大陸在上海舉辦APEC會議,當時陳前總統水扁執政時派遣李前副總統元簇出席未果,今年再度由中國大陸在北京舉辦APEC會議,在兩岸關係大幅改善以及習近平一槌定音下,馬英九總統能否親自出席APEC會議,並與大陸領導人習近平舉行歷史性的「馬習會」,自然備受中外各界關注。
一般認為相較於當年東、西德與南、北韓領導人的會晤都獲得諾貝爾和平獎,兩岸領導人如果能夠會晤,對於兩岸的和平穩定發展與亞太的區域和平穩定都將有重大的影響與貢獻。特別是在今年台灣爆發台揚花學運後,對於兩岸的協商與交流都產生若干的影響,也引發兩岸與外界對於兩岸關係未來發展存有較為保守的看法。是以,如果在今年的APEC會議上,馬總統能以中華台北經濟體領袖身分出席,對於兩岸關係的互動與發展將會有著重大的意義與影響。馬總統也可能因為兩岸關係的重大發展,而贏得泛藍選民的認同回流,擺脫2012年以來長期低迷的民意調查支持度。
二、北京對APEC馬習會的四大考量
APEC馬習會顯然球在習近平手上,其主要考量有四:第一是對國際社會觀感影響,即在APEC此一國際場合舉行「馬習會」,對於長期以來在國際上堅持的「一中原則」與「一中框架」,是否會造成衝擊與弱化。第二對對大陸內部政權的影響,即高舉「中國夢」的習近平在APEC此一作為,究竟大陸高層與多數大陸民眾對此如何看待?是否會形成「兩個中國」或是「一中一台」的形象。第三兩岸關係互動發展的影響,亦即在兩岸關係當前低迷氛圍中,馬習會究竟是兩岸關係發展中的曇花一現,是否會易放難收?或是能夠藉此重大會面,鞏固並形塑兩岸關係和平發展不可逆轉的格局。第四對台灣內部政局的變遷的影響,亦即對於馬習會後不到三週即將舉行2014的九合一選舉與2016的大選與台灣政局是否產生積極的影響,不管大選如何?都不讓北京擔憂。除非台北讓北京最高領導階層在上述四個關注議題上有個正向評析與信心,並跳過既有管道直通習辦的栗戰書或中央政策研究室的王滬寧,能有效傳達並獲得共識否則機率近乎零。
三、APEC馬習會是否為不可能的任務?繫乎馬總統的決心與習近平的最後拍板
無庸諱言的,雖然台北方面以隨緣的方式表達不到最後關頭不願意放棄此一難得的歷史機遇,北京最高領導階層也並未把話說死。但在極為有限的時間內要完成此一難度甚高被視為不可能任務,則雙方最高領導人必須展現高度的互信與決心。就北京而言,要面對的是未來一年半兩岸關係平穩低迷,而2016年國民黨可能失去政權面臨到的新挑戰,還是要死馬當活馬醫如太陽花學運後,仍然邀請宋楚瑜主席登陸,並堅持張志軍回訪與邀請新黨與統派團體登陸…以體現兩岸和平發展不受影響。在兩岸關係出於穩定低迷之際習近平是否藉由馬習會抓住一個可能新的機遇,形塑一個兩岸關係和平穩定,縱然2016年再次政黨輪替也不會影響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大局。是以,馬總統必須展現決心讓國人與北京領導人有信心。就台北而言,APEC馬習會固然是台灣不分藍綠大家都能接受兩岸領導會面的場合,但65年兩岸領導人會面絕不可能只是握手寒暄話家常,必然要針對歷史民族與兩岸和平倡議有所準備,且更重要的馬習會後雙方如何互動也甚為關鍵,台北只有馬習會而無馬習會後如何深化與推進,就北京而言,有如曇花一現,自然毫無意願。
四、操之在己:先馬王會作為馬習會與推動兩岸關係發展的最後機遇
不論是馬習會,或是兩岸簽署任何協議在立法院要完成審議,行政與立法的良好溝通與互動殊為重要,其中馬王關係更是關鍵因素。眾所皆知APEC馬習會其困難度遠高於馬王會。如果馬王能會能和,則對於立法院兩岸議題的審議,執政黨內部的團結、朝野在立法院的互動,都具有正面積極的意義,凡此也可以讓外界包括對岸領導人看待馬總統的決心與作為。從今年兩岸四大論壇的舉辦,除了6月份在福建的海峽論壇如期舉辦外,其餘三大論壇:國共兩岸經貿文化論壇,兩岸和平論壇,與紫金山峰會通通延到台灣九合一選後才舉辦。亦可清楚看出前兩岸關係楚於低迷之際,兩岸協議監督條例在立院尚未完成審議,除非北京最高領導習進行對兩岸關係有全新的戰略思維與作為,否則以現有涉台系統由下往上的審慎建議,馬習會要在APEC舉辦幾乎是不可能的任務。
五、未來兩大關鍵議題:兩會互設辦事機構與兩岸完成服貿審議與貨貿協議
就兩岸兩會互設辦事機構而言,1991年兩岸分別成立海基會與海協會作為雙方政府正式授權的協商機構,也開啟了兩岸獨特的協商模式。綜觀過去二十多年來,一般認為,最能體現兩岸關係發展良劣的最佳判別指標,莫過於具體檢視兩會兩會的協商與互動。例如從2000年到2008年5月20日,海基會與海協會不僅對話協商完全中斷,連日常的會務工作與聯繫工作也無法運作。據統計,這八年期間海基會發函給大陸海協會共7069件,但海協會只發函給海基會41件。2008年5月20日馬英九總統執政,兩岸兩會才恢復對話協商,2008年6月11日兩岸兩會立即在北京進行復談,據統計,自從2008年5月20日馬總統上臺後到2013年底為止,海基會平均每年發函給海協會約2000件左右,海協發函給海基會也超過千件之多。從2008年5月20日馬英九總統上台,至2014年2月底,海基會與海協會已舉行了十次高層會談,總共簽署了21項協議。這些攸關兩岸民眾切身權益的事項簽署與落實,與開啟官方直接的互動與交流,不僅標誌著兩岸關係從以往「單向」、「間接」、「局部」、「短期」;逐步邁向「雙向」、「直接」、「全面」、「長期」新的歷史性里程碑;也促成了兩岸人流、物流、金流的正常雙向交流,這不僅讓台海的和平穩定得到國際社會正面評價,更得到多數兩岸民眾的肯定。事實上,兩岸兩會互設辦事機構的落實,不僅攸關民眾權益保障,同時也是牽動未來兩岸關係走向的重大議題。一但兩岸兩會互設辦事機構,不僅將進一步大力推動兩岸制度化與法制化的正常關係,也將為兩岸的和平穩定奠定堅實的基石,讓未來台灣縱使政黨輪替也將衝擊降到最低。
兩岸服貿協議與貨貿協議的簽署,將讓台灣與占出口四成的中國大陸完成FTA簽署,對於台灣與主要貿易夥伴(非邦交國)FTA的洽簽也極具助益。目前全球約有近四百個FTA已生效,讓以出口為導向的臺灣面臨隱憂,據統計,臺灣簽的FTA只占出口總額的9.69%左右(包括和5個中南美洲國家的四個FTA,占千分之二,加上和大陸簽ECFA的539項早收貨品以及新加坡跟紐西蘭的FTA),遠不及新加坡的86.28%、及台灣主要競爭對手韓國的38.69%。中韓的FTA到2014年9月已經舉行了13回台的談判,預計最快今年底、最慢明年即可完成談判,由於台、韓出口區域高度重疊(中國、東協、香港、美國、歐盟、日本分占台韓出口的84.6%與70%),且主力出口產品重疊(HS85、84、90、39、72分占台、韓出口的67%與53%)。去年韓國已經取代日本成為大陸最大進口國,中韓的FTA一但比兩岸的貨貿早日生效,勢將進一步衝擊台灣對大陸的出口。
六、2016年新任總統亟須面對區域經濟的嚴峻挑戰
面對亞太區域經濟整合的加速,未來二到三年內,台灣面對五個巨大FTA的衝擊,分別是中國大陸與東協的RCEP、美國與日本為主的TPP、中韓的FTA、中日韓的FTA、美國歐盟的FTA(TTIP)。這五個FTA總共涉及到48個國家,占台灣出口總額的92%。臺灣如果無法積極參與區域經濟整合,或是跟主要貿易夥伴洽簽FTA,吾人認為,2016年不論由誰執政、誰當總統都逃脫不了這些FTA帶給臺灣經濟邊緣化的困境。面對未來兩岸貨貿協議的簽署,也應積極加強台灣與主要貿易夥伴洽簽FTA,並積極準備參與RCEP與TPP的區域經濟整合。雖然北京認為,必須先實現兩岸經貿的正常化與強化,才願意讓台灣與主要貿易夥伴洽簽經濟合作協議、參與亞太區域經濟整合。但台灣方面必須堅持,面對亞太區域經濟整合的快速,兩岸經貿的深化與台灣對外經貿空間的開拓應該齊頭並進,不應有先後之分。
展望未來一年多兩岸關係之發展,政府除了要積極加強立法行政溝通與朝野對話外,更要加強與台灣社會各界(學界、媒體、社團…等)溝通對話,同時也能善用台灣政黨政治與多元社會做為雙層賽局,並在兩岸的政治經濟互動中爭取台灣最大利益。畢竟一個藍綠分裂對抗的台灣,不論是面對全球化與區域整合的浪潮,抑或兩岸關係的談判與互動,都難有前景與未來。
(本專欄文章作者意見不代表論壇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