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輕的中國女子為顧客送上啤酒,因為她們,有更多顧客光顧,你的老板能賺更多的錢,也因此能夠雇用你。」
─2008年一位中年女侍投訴其雇主因雇用中國啤酒促銷女郎而迫她減薪,新加坡總理公署部長林文興對她的答覆。
一、前言:李氏父子的「決議聲明」
2013年12月8日晚上,新加坡發生數百名外籍勞工暴動事件,成為世界性的新聞,各媒體皆稱其為數十年來該國未有之動亂。但很少人注意,暴動前幾小時,李顯龍總理正發表人民行動黨「決議聲明」(resolution statement),強調全力打好下次選戰,將以照顧弱勢公民為競選主軸。
上一次人民行動黨發表「決議聲明」是在1988年1月,內容大致是強調人民行動黨不再受基層牽絆,決定開始強勢領導國家,而且當年發表聲明之後不久,李光耀便立即舉行大選。
換言之,李顯龍在當天做的也是數十年來未有之選舉動作,試圖一掃2011年大選以來的政治陰霾。可惜官方媒體還來不及歌頌,就被南亞勞工暴動搶得先機,用另外一種語言詮䆁李氏父子數十年來的政績。因此,本文將從1988年開始談這次暴動的深層原因。
二、分水嶺
1960年代,李光耀用不同的手段消滅最大反對勢力後,在1968, 1972, 1976, 1980等大選皆以全勝姿態獲勝。同一時期新加坡的經濟表現也十分亮麗,由於新加坡獨立時人均收入就已達519美元,是亞洲僅次於日本的富裕國家,又擁有英國人留下的良好基礎建設與絕佳交通地位,經過人民行動黨的一番努力,在1980年代這個數字已突破5000美元,向10000美元邁進。
不過經濟高度發展也會造成部份未享成長果實的勞工階級不滿,因此工人黨的J. B. Jeyaretnam首先在1981年的一場補選中勝出,接下來1984年的選舉中,除J. B. Jeyaretnam再度獲勝外,反對黨再添一位詹時中進入國會。整體而言,雖然人民行動黨仍牢牢掌握國會,但反對力量在上升中。
為了鞏固政權,李光耀在1988年創出「集選區」制,這種制度以族群和諧為由提高執政黨勝選率,也提高了反對黨挑戰執政黨的難度,幾乎可稱之為包贏選舉制。反對派無法參選,執政黨沒有選票也可以當選。其忽視選民意見的程度可以TanjongPagar集選區的國會議員顧蔡磯為例,他曾在1991、1997、2001、2006「參選」,但從來沒有獲得一張選票,就做了二十年「民選議員」。
既然提名往往就是當選,難怪李光耀1988年可以發表不顧基層意見的「決議聲明」。如此人民行動黨可以一心向右,毋需顧忌中下階層意見,也不用擔心這些意見透過反對黨對政權形成威脅。
三、政府對外勞的態度
星國缺乏反對力量的結果之一,就是資本主義發展缺乏煞車。資本家不斷地尋找廉價勞力,使産品達最大獲利,在唯利是圖的觀念引導下,新加坡經濟發展若遇調薪壓力,可藉進口外勞輕易解決問題。
到了2012年,外勞人數約140萬,占總人口四分之一。如此打壓薪資使個人生産力停滯。前總理吳作棟曾評道,「在歐洲,一名工人可以為很多顧客服務,我們這裡卻是很多人為一個顧客服務。」而為了解決生産力低下的問題,結論仍是「想要快速增長,就要引進大量外籍勞工」。
另一方面也由於外勞壓抑薪資,使本國勞工未能提升生活品質。我國學者楊芳枝曾指出星國「工作機會中有60%到了外國人的手上。」2012年前十年薪資實質成長僅0.1%,即使星國人均超過5萬美元,依賴低薪勞力亦使其貧富不均領先世界,基尼系數在0.47至0.52間徘徊。低層勞工在物價高昂又缺乏福利制的社會中,月薪常不到台幣2萬元。大量外勞奪走民間工作機會,使這個「平均所得」很高的城市隱藏約40萬貧困家庭。但是面對這種情形,李光耀倒是顯得輕鬆:「中國來的廚師願為不到1000新元的月薪工作…假如新加坡人落後了,那是他們的問題。」
這種情形下,外勞在新加坡的問題可從多個面向來觀察。從政府與資方的角度來看,聘用大量外勞除可加速經濟成長,亦可解決薪資成本壓力。但也由於外勞的功能性,當他們發生薪資、生活起居、與工傷殘障等問題時,也容易被資方壓榨與官方忽視。此外,因弱勢星國公民在生存線掙扎,更使競爭薪資的外籍勞工成為民間歧視的對象。
這種情形路人皆知,但政府官員卻顯得不在乎。除了高層帶頭忽視外,另一個理由就是因為被稱為「精英」的官員們薪資所得與經濟成長掛勾,在超級高薪的誘惑下,只好支持進口更多外勞,服從李氏父子與黨意,以免失去當官致富的機會。遇到民間不滿或外勞投訴時,採訓話、扭曲等方式矇混過關,前述林文興部長就是一個典範。故外勞問題只存在民間與網路上討論,社會壓力則因缺乏公開辯論而越滾愈大。
四、集體反抗
從2011年起,人民行動黨幾次大選得票屢創新低,原因幾乎都和移民、就業、住房、就學機會被剝奪等與外國人相關之因素,民憤之高也使該黨所有控制投票的手段幾乎失效。眼看政權存亡在即,李顯龍政府開始採取政策限制外國人來星工作,強調照顧本國弱勢公民,調升本國勞工薪資,以贏回民心。
但限制外勞供應就等於外勞成本上升。由於外勞需求量不可能迅速下降,資方只好再加強對外勞的剝削以控制成本。2012年爆發的中國公車司機罷工事件,政府控制的SMRT(新加坡地鐵公司)白紙黑字寫明「中國籍司機不加薪」 就是歧視與剝削的冰山一角。中國司機在待遇上已飽受歧視,屢次投訴又遭忽視。他們較具備維權觀念,無畏星國法令, 集體罷工爭取權益, 堅持要披露出的資方剝削、歧視、與政府怠惰。
這次罷工首先突顯政府迂腐。SMRT這些年因不斷出現停駛批漏而更換領導層,新總裁乃星國退休三軍總長,每「日」薪水大約有台幣十餘萬。但事發時持續在國外渡假,「以為事情一天就平息」,不打算回國處理三十年來最大的罷工。其次, 罷工行為也震憾星國, 雖然百姓支持依法懲處中國司機, 但也有很多人看到罷工後的效益:「精英」被迫開始傾聽,中國司機只有少數人被輕微懲處, 絕大多數薪資立即調高,惡劣的居住環境立即改善。
平時受歧視的中國勞工給星國人民上的寶貴一課: 抗爭有利於勞工改善待遇, 也是強迫高薪官員們低頭的重要工具。中國外勞成功改善待遇,意味星國人民更有理由要求社會公平分配。 於是2013年初發生二次前所未有的群眾聚集活動, 要求政府修改移民政策。對政策公開表達不滿在星國日漸正常,影響所及使李顯龍總理終於坦承,「雜亂無章」、「來來回回」將是「政治的一部份」。
五、暴動
種族也是新加坡政治的一部份。星國華人對深膚色人種的歧視相當有淵源,李光耀曾說過二個故事:
「三名女子被送入新加坡中央醫院,各自都擁有一樣的病情並且都需要輸血。第一位東南亞人(即馬來人),在得到了輸血後卻在幾小時後過世。第二位,南亞人(即印度人),在得到了輸血後卻在幾天後過世。第三位,東亞人(即華人),在得到輸血後生存了下來。這就是發展的X-因素。」
「當(英國殖民政府)施行一項工程時,他們會把華人放在中央而印度人則放在旁邊,同時也期望印度人跟隨著華人的步伐。然而這卻是一大問題,因為一名華人會用一支竹竿獨自挑起兩籃的泥土,而印度人則需兩個人用一支竹竿並且只挑著一籃的泥土,這就是四分之一了,這就是文化,也許與基因特質有關。」(註1)
一般而言,來自印度、斯理蘭卡、或孟加拉的外勞在新加坡從事最低階的勞力工作,他們通常先在家鄉需貸款約台幣二十萬的仲介費,到新加坡後薪水比女傭略高(台幣一萬五千元左右,女傭通常在一萬以下),但體力付出最大,居住環境最為擁擠髒亂,工傷賠償也常被忽略。工作髒臭加上深膚色的落後形象,華人社會對其排斥也最明顯。結果南亞外勞不但便宜,也成為星國民間排外行為最廉價的受害者,例如常遭司機拒載。
外勞為了還債與榮歸故里,對一切都必需隱忍。這次事件起因於司機將一位外勞趕下車後,當街將他輾斃,圍觀的數百名南亞勞工同病相憐,忽然群起暴動,除了25輛警車與消防車遭到破壞與縱火,約40名警務人員受傷。值得注意的就在於此:這些勞工對新加坡的嚴刑峻法必定心知肚明,但仍針對新加坡政府從事集體暴力,盡情發洩生活中面臨的薪資、起居、與歧視的苦悶。
星國政府權威不但已壓不住本國勞工,也開始壓不住百萬外勞的憤怒。但看來官方還未準備對問題複雜性進行深入檢討,因為領取高薪的官員,不會錯也不能錯,所以他們的反應不是政策檢討,反而是禁止事發區的商家對外勞出售酒類。至於禁不禁得住,或是禁了之後會什麼結果,則不在「精英」的考慮中。
在小印度警車的熊熊火光中,映照出本勞生存、外勞福利、選舉制度、經濟政策、種族歧視、與高薪官員的種種糾結。此結不解,將來還有續集。
六、結論:珍惜眾聲喧嘩
台北與北京大約在1980代末期由於政經變革,遇到社會發展方向的瓶頸,開始在官學界出現學習新加坡的聲音。北京試圖模仿其一黨專政下的經濟發展速度,台北則期待能從星國習得如何在開放的同時,獲得穩定與效率。由於兩岸社會至今紛擾,這樣的聲音也沒有停過。而這個時段,剛好就是李光耀在1988年到李顯龍2013年的二次「決議聲明」,最後由南亞勞工下註腳。表現出的就是一個社會過於向右,而亟於轉左修正錯誤。
星國得利於面積狹小,面對社會挑戰時,往往能成功壓制。但由於拒絕民主辯論,不但缺乏包容,星國官員也缺乏挑戰。從中國司機罷工、上升中的民間抗議活動,到南亞勞工暴動,這個享受高薪的政府已開始左支右絀,失去權威後可能引爆更大的危機。
李光耀邁入九十歲的此時,看到其家族窮數十年建立的「和諧社會」,由於外籍勞工拒當順民,反而使左派力量再度興起,社會穩定受更大挑戰,實在是歴史的反諷。因此兩岸真正該借鑒的反而是「另一種新加坡經驗」: 沒有聲音的和諧,不值得珍惜。真正值得珍惜的,是眾聲喧嘩下的和諧。
註1:X-因素即“X-Factor”,“X”指的是特殊、非凡、extraordinary。“X-Factor”是指超越平凡的特殊素質,與生俱來的非凡差異,在此被解讀為族群間的差異所在。以上參考Michael D. Barr, “Lee Kuan Yew: Race, Culture and Gene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 Vol. 29, No. 2, p. 149; Michael D. Barr, Lee Kuan Yew: The Beliefs Behind the Man, p. 185, 191。作者感謝法國北方高等商業學院(EDHEC Business School)碩士生蔡明志協助提供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