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和中國有良好的關系,新加坡願意真心地幫助中國的發展、幫助中國培訓領導幹部。」-李源潮, 2010
「新加坡的外交務實而靈活…與北京領導人保持私人交情,並從其中獲取不少實質利益。」
-江春男, 2013
前言
習近平藉APEC首次前往印尼, 順道訪問馬來西亞,與兩國建立戰略伙伴關係之餘,對夾在兩國間的新加坡不但過門不入, 還在馬來西亞會見了與星政府有夙怨的前總理馬哈迪。 在此同時, 李克強在新加坡咫尺之遙的汶萊, 與緬甸、馬來西亞、澳大利亞、美國、韓國、印尼、柬埔寨、紐西蘭、俄羅斯等各國領導人或外長會面, 並親訪泰國與越南。 就算是對國際政治了解有限的人,也可以體會出中星關係稱不上良好。
同屬華人國家的新加坡, 近來對中國的言論, 實難稱靈活務實, 而私人交情或所謂實質利益等等説法,也經不起考驗。 李光耀父子催促美國制衡中國之餘, 一些態度上顯得粗魯。四月間李顯龍到華府去公然嘲笑中國的空氣 (「北京市民開窗可免費吸菸」)與河流上的死豬(「上海市民開水龍頭可喝免費排⻣湯」),五月間則在東京指中國會因釣魚台爭執而失去國際地位。
對新加坡的傲慢態度,北京先裝聾作啞,但以計劃慎密的行動來回應。 八月李顯龍訪華前夕,《環球時報》忽然連續以專文表達不滿, 如此使新加坡外交部澄清已來不及。雙方領導人北京匆匆一晤, 客套一番之後李顯龍就被請去最遙遠又面積最大的新疆訪問, 讓新加坡反思自己體型的味道濃厚。現在習近平與李克強在東南亞廣結善緣又對新加坡刻意冷落,不但更確認彼此關係不佳,也等於公開藐視其在東盟的地位。
新加坡在英明的領導下與中國關係如何濃郁,兩岸已有許多作品頌揚, 在此不擬重述, 只是論者多半強調最近二十年的建構。 若是將眼光拉長,就會發現星國領導人排斥華人身份,又基於殖民經驗隨時親中與反中,才是新加坡對中國政策起伏的問題所在。
一、新加坡建國
以李光耀為核心來看,他雖是華人,但階級上和東南亞許多華人普羅大眾不同, 全心接受殖民教育,原本不會説中文。在日本占領期間,有別於當時不畏犧牲、配合中國對日抗戰的華人們,李光耀的工作是為日軍情報機構服務。日本投降後,華人反帝力量勢將興起,他則在第一時間「赴英留學」。
回國後李光耀搖身一變, 成為反殖反帝革命家,同時為了拉近與華人群眾的距離, 開始學中文與福建話, 與反抗意識濃厚的華人政治勢力結合。 李光耀在新加坡政壇崛起之時,由於其主要支持者為左翼華人群眾,故也時常向共産中國輸誠,中國外交部的檔案中還保留不少他當年要求訪問北京的書信。 而台北方面為了確認李光耀的政治態度, 蔣經國在1958年曾指派國安局的卜道明與調查局的高潔前往星國查訪, 同樣得到李光耀「親匪」的答案。
不過, 靠著左派勢力起家的李光耀,得勢之後為了剷除政敵,改向舊殖民勢力輸誠。 結合方式就是利用英國人和馬來人對冷戰的恐懼, 威脅新加坡將成為東亞的中國, 進而啟動內安法(逮捕後毋需公開審訊,並可無限期羈押), 拘捕昔日同志,有鑑李光耀對自已的左派同志下重手,與先親共再反共的手腕,周恩來曾在1963年曾以「狡猾」批評李光耀。
星馬合併也在英國人和馬來人力圖鞏固李光耀的背景下形成。不過合併後他想當全馬來西亞的總理, 開始挾新加坡的華人數量, 激化與馬來人的矛盾。 馬來族群難以忍受,合併兩年後決定將新加坡逐出,如此各自成為族群較為單純的國家。 簡言之, 搖擺於中國與身份問題, 一開始就是這個華人國家獨立的基礎。
二、親共、反共、與華人身份
和馬來鄰居的關係不睦,使星國軍隊移訓台灣的「星光計劃」廣為人知, 也促成李光耀與蔣經國的友誼。 但這不表示反共的星國是台北的盟友, 其同時親共與反共的特色在聯合國中國代表權投票中一覽無疑。 換邊站在資本主義世界的李光耀,考慮到內外政治環境,在中國代表權案中皆棄權,不過在1971年最關鍵的時刻, 則一面倒向北京, 事後再採二面手法向季辛吉解䆁, 怪罪美國政策不清楚,否則他會支持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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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李光耀完成了多年來的願望, 訪問北京且見到了毛澤東。拜會完了説話含糊不清、連頭都無法擺正的虛弱「偉大革命領袖」, 李光耀不再擔心左派華人得到中國支持。 返國後一方面開放人民前往「落後的中國」,另一方面也開始積極拔除反對勢力的根基──華文教育,隨後關閉極具意義的南洋大學,使殖民語言──也是李光耀的母語──英文成為華人的主要語言。
華文雖遭制度化貶低, 但語言是文化的核心, 中華文化也很難迅速摧毀。 時至今日,英語文化與中國文化仍在新加坡的華人社會中鬥爭不歇, 也形成了新加坡的特殊語言──Singlish。為了面對中英混雜的怪語言問題, 政府只好長年不斷地推行 「説好英文運動」(Speak Good English Movement), 與「講華語運動」。 不過説英文的階級像徴, 已無法扭轉。
三、懂西方的華人?
1990年代剛與新加坡建交的中國, 面臨改革開放後最重要的問題──如何在經濟高度發展時持續一黨專政, 新加坡的人民行動黨政權因而提供最佳典範。中國共産黨迅速在新加坡的大學設立海外黨校,至今已「培養」超過一萬三千人。 雖然看不出來這些黨官到新加坡學習成果如何應用在中國, 但由於大批官員到新加坡學習其政治經驗,使加坡産生強大的優越感。 李光耀就自稱江澤民會拉著他的手要求:「跟我說西方對我們的真實看法!」
既然中國如此「落後」,不但要向新加坡學習政制,也需要説英文的華人來協助了解西方,更加重星國原來的階級心態。SARS期間,吳作棟就出現迥異世界諸國的態度,對中國既粗野又嚴厲。 李顯龍接班前,需增加國內領導威信,也選擇打中國牌,在2004年不顧北京勸阻, 攜國防部長張志賢訪台,做出有能力調停北京與民進黨的姿態。
不過北京並非如星國高層想像中需要依賴新加坡,使新加坡反而流露出搖擺的本性。李顯龍訪台後北京僅僅以停止官方交流威脅(損失每年數百位官員到新加坡學習的鉅額學費),新加坡就配合北京到聯合國讉責台灣, 希望藉此挽回星中友誼。如此先利用台灣拉抬自己,又迅速出賣台灣以討好北京的油滑政策,使當時台灣外交部長陳唐山憤而以粗話形容新加坡。
消費台灣討好北京的做法, 2011 年也發生過。 當時新加坡提供基地供美軍重返亞太圍堵中國,令中國政府十分不滿。 於是,星國將台灣代表史亞平在室內舉辦例行國慶酒會,高調放大成對「一個中國」政策的嚴重違反,試圖藉懲罰台灣來討好中國。北京當然未給獎勵,史亞平返台後也升職,整體事件反而突顯星國説英文的華人官員們,對兩岸關係改善的了解程度低到令人吃驚。
四、守法的華人?
説英語的新加坡也常表示制度較「落後的中國」完善。例如李光耀2010年曾指出,「雖然中國已立法保護合法的私有財產,但現在有不少中國有錢人還是選擇把相當一部分財產存在新加坡。」李光耀利用中國人在新加坡的巨額存款, 批評中國政府習於不守法, 自捧新加坡從殖民時期繼承的法治經驗。
然而, 法治的新加坡卻不在乎鼓勵他國犯罪。 著名的經濟學家謝國忠2006 年於摩根史坦利公司, 曾批評這種鼓勵他國犯法的心態: 「新加坡的成功主要來自為印度尼西亞貪官及商人洗黑錢,現時印度尼西亞已經無黑錢可洗,所以新加坡正在蓋賭場,以便吸引他國的貪污資金。」 謝國忠指的他國, 就是中國。
新加坡如何製造機會給眾多中國官吏,可從薄煕來垮台之後看到冰山一角。新加坡政府控制的《聯合早報》有一〈重慶頻道〉專欄力捧薄煕來,製造「海外公正報導」目的甚明, 外傳薄每年以數千萬諮詢費重金回饋該報,也不一定是謠言。而其他巧合如:薄瓜瓜在新加坡求學與上夜店、谷開來是新加坡永久居民、周永康在薄案調查出爐前旋風式訪問新加坡並會見李顯龍、周永康之子周斌最近在新加坡遭到中國國安人員軟禁,在在都顯示星國有計劃的「保護中國來的財産」, 而存款者恐不只單純的「中國有錢人」。
結論
總之,當前的中星關係不佳, 非一日之寒。 就表面因素而言,乃是新加坡外交上配合美國圍堵中國, 引起中國政府不滿。 然而究其內在因素,還是在數十年來星國領導人對華人身份的排斥與利用。殖民教育塑造出來的英語菁英模仿殖民者,一方面藉此身份獲取中國財富, 另一方面在中國事務上好為人師。 即使如此, 對説英文的華人菁英而言, 和中國的溝通遠較和英美人士交流困難, 因此平時在對中國政策上左右搖擺, 在關鍵政策上親西方也不值得驚訝。
值得驚訝的反而是兩岸政學界都有不少新加坡的粉絲, 北京甚至將模仿新加坡政治體制做為國家政策。 所以換個角度思考,北京今天的不滿, 問題在中國過去對新加坡期待過高,與太多不切實際幻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