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1.05.29
日本對中共十八大及近期日中關係的看法-黃偉修
黃偉修
日本早稻田大學亞洲研究機構客座研究員
日本早稻田大學學術博士(國際關係學)
前言
日本與中國的關係一直是亞太地區的重要焦點。1972年建交後,日本與中國大陸的交流非常熱絡,特別是中國大陸開始推動改革開放時,日本的經濟支援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在1989年的天安門事件後中國遭到國際經濟制裁時,日本積極恢復經濟支援的態度亦與歐美各國不同。而日本長期以來也一直希望將中國引導入亞太地區的區域經濟合作體制。
但進入後冷戰時期,日中的國力開始逆轉,加上日本侵華的歷史認識問題、日中在東海的領土紛爭、中國推動核試爆、1995與96年的台海飛彈危機等問題,導致了日中關係的不穩定。而中國共產黨即將在2012年秋天舉行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以下簡稱為十八大),預期胡錦濤及溫家寶等第四代領導人將退出中共中央政治局(以下簡稱為政治局),由第五代領導人接班,中共的權力交接與其對日中關係的影響自然是日本國內關注的焦點。
一、日本國內對中共十八大的看法
基本上日本國內的專家多認為,十八大的人事佈局將使得中共領導班子完全走向追求利益分配的集體領導體制。同時十八大前後,中國在包括對日政策在內的對外政策並不至於會有過大的變動。
目前的領導人接班制度是在1990年代左右逐步形成。但第三代的江澤民與第四代的胡錦濤實際上是鄧小平指定接班。第五代領導人的現任中國國家副主席習近平則是經過所謂的「黨內民主」的方式選出,加上十七大的政治局也是透過黨內民主所選出,顯示政治局已經成為黨內各派系、利益集團透過「黨內民主」的步驟所承認的集合體。因此任何政策調整往往會牽動到各個利益集團的權力平衡,而這個現象在即將於十八大誕生的第五代領導班子應該會更加明顯。在這樣的體制下,中共領導班子將難以進行大幅度的政策變更,應該是強調體制內的協調合作的關係。所以無論從後胡錦濤時代到第五代領導人正式接班的權力交接期間,中國領導人不至於將對日政策作為內部權力鬥爭的一環,中國在包括對日政策在內的對外政策因此不至於出現大幅度的變動。
然而中國內部仍然存在不少令日本國內不安的變數。第一是習近平體制對於人民解放軍的控制能力。雖然中國依然是以黨領軍,如胡錦濤與習近平目前分別擔任領導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軍事委員會的主席與副主席。但胡與習以外的軍委成員都是解放軍幹部,這樣的體制不僅不符合所謂的「文人掌軍(civilian control of the military)」的條件,甚至類似1930年代發動對外侵略的日本。同時近年來解放軍在對外政策的強勢發言顯示軍方在對外政策保有一定的影響力。加上共產黨對於軍方的統制能力似乎有所動搖,如果再出現類似2010年發生在釣魚台海域的中國漁船與日本海上保安廳巡邏艦相撞事件(以下簡稱為2010年釣魚台事件)之類的突發事件,不僅中共高層可能無法漠視如言論激烈的網民與對外強硬的解放軍,為了避免國內的反彈而採取強硬的手段因應,甚至可能發生第一線的解放軍逕自採取行動的危險。
第二是政治局的集體領導體制也可能導致中國的政治與外交的不穩定。由於目前中共的領導班子是透過黨內民主所產生的集體領導體制,因此最高領導人將無法如毛澤東、鄧小平一樣強勢的推動政策。但中國目前在政治、經濟、社會等各方面發生了許多問題,甚至中共的基層也出現了要求進行改革的聲音,而黨內主要領導人卻對如何解決問題各執己見。許多日本的中國問題專家早已指出,中共領導班子如果只考慮到維持高層內部的和諧或黨內各利益集團之間的平衡,將無法採取強而有力的政策以因應日漸嚴重的國內問題,屆時將可能導致國內政局不穩。也由於胡錦濤時代並未能完全解決上述的國內問題,故類似的疑慮將會延續至第五代領導人接班。
此外,一些資深媒體記者或觀察家則是關注著胡錦濤的「共青團」派、江澤民的上海幫、中共元老子女的太子黨等中共黨內的派系鬥爭可能對中國政治造成的影響。不過這個分析角度並沒有提出較為具體的結論。
二、十八大前後日中關係的可能發展
既然日本國內對於十八大前後中共領導班子的權力交接與中國原本存在的政治外交上的不穩定因素存在疑慮,那麼雙方顯然需要加強如在東海問題或更高層次的外交安全保障對話來進行溝通、交流,甚至需要中長期的政策規劃以穩定雙邊關係。
日中在安全領域已經開始持續如智庫與研究者之間的交流、事務官層級的交流、解放軍與自衛隊高層之間的對話。日本外務省與中國外交部也從2005年起開始了事務次官(相當於我國的常務次長)層級的綜合政策對話、戰略對話。但截至目前為止,日中在政務層級方面仍然缺乏定期的溝通,且現有的事務官層級的對話並不具備危機處理的功能。例如2010年釣魚台事件發生時,仙谷由人內閣官房長官就曾經表示,日中之間既存的官方溝通管道不僅沒有發揮作用,民主黨也缺乏與戴秉國(主管外交的中國國務院國務委員)直接對話的管道。
同時,日本從2006年以來首相更迭頻繁,目前日本國內的政局也動盪不安,不僅執政的民主黨與自民黨為主的在野黨之間針鋒相對,民主黨內部也因為增稅等內政問題出現對立,似乎無暇關注對外政策。現任首相野田佳彥於就任後發表其政治哲學的文章之中雖然有提及外交與安全問題,但除了強調美日同盟關係以外,並未更進一步說明包括日中關係在內的具體對外政策思維。而且野田首相在2011年12月訪問中國時,針對北韓問題與東海問題等問題亦未提出較為具體的方針。
甚至中國似乎也被捲入了民主黨內的紛擾,例如2012年3月,輿石東民主黨幹事長(即我國的黨秘書長)為了進行民主黨與中國共產黨之間的對話,率領樽床伸二幹事長代行(即民主黨的首席副幹事長)等黨部主要幹部前往中國訪問,並在3月23日與習近平會談。但鳩山由紀夫前首相在沒有和輿石幹事長方面協調的情況下,另行透過其他管道前往中國訪問,也在3月23日與習近平會談。不僅輿石幹事長方面對鳩山前首相的做法不滿,中國方面也質疑為何同一個政黨內部沒有進行相關的協調,使習近平必須在同一天分別接見兩位民主黨重要人物。
此外,民主黨的鳩山由紀夫與菅直人兩位首相在任內似乎無法有效整合政權內的外交安保政策決策部門,甚至在2010年釣魚台事件時,負責處理的仙谷官房長官排除了包括駐北京的日本大使館在內的官僚機構參與整個過程,因此日本的外務省與防衛省目前可能也失去了既有的政策建議功能。
所以,既然中國處於領導班子的人事交接,日本的對中政策在短期間似乎也會處於空轉,只要不發生外交安保政策上的突發事件,日中的政治外交關係在十八大前後應該是「維持現狀」。
結語
總之,日本國內對於中共十八大的權力移轉與政策方向的穩定雖有共識,但仍擔心中國政治外交存在的不穩定因素。只是日中之間縱使在穩定雙邊關係的大方向上存有共識,可是雙方如何在十八大前後避免因為高層溝通管道不足、中共領導班子權力交接與日本政局動盪,進而導致如東海領海問題等可能造成雙方關係惡化的衝突,而破壞原本就脆弱的日中政治外交關係,顯然是日中雙方高層當前最重要的課題。
(本專欄文章作者意見不代表論壇立場) |